南京,静水熙平心理咨询中心


孙先生今年三十岁,是静水熙平心理咨询中心的三个股东之一。这个私人心理咨询中心筹备了两年,去年正式成立了。


近些年,在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人心理咨询和治疗公司。然而,孙先生声称,心理咨询和治疗尚不是一个轻松的行业。去年,包括静水熙平在内的三家心理咨询中心成立,而现在其他两家都已经关闭了。他认为,对于心理治疗服务的需求呈现绝对的增长趋势,但多数人尚不能支付这项服务的高价。


他以精神分析治疗法向我们举例。精神分析需要长期高强度的治疗,一周就需要三次到四次的咨询。每一次咨询服务的价格依照咨询师的资历而定,例如他积累的独立咨询小时数和接受督导的小时数。在静水熙平,一次一小时的咨询服务可以为200元,300元,400元和600元不等,而孙先生的价格是每次300元。静水熙平的来访者多为年轻的70后、80后以及青少年人群,他们至多能支付30次咨询服务。






孙先生告诉我们,国内的咨询从业资格证由中国劳动部负责发放。咨询从业资格证共分为二级和三级两个等级,分别是向初级和高级咨询师发放的。



咨询从业资格证的考核要求是报考者必须要通过基础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的考试,并且要提供一些曾经负责的案例,以证明自身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解案例的能力。咨询从业考试的内容是现在最为普及的心理治疗方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论是最基本的,因为这是最早且最为经典的心理治疗方法。所有的咨询师都需要读一些弗洛伊德著作,不一定是艰涩的原文,也可以是摘要。第二种必须熟悉掌握的方法是认知行为治疗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大量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孙先生笑称它是原汁原味的纯学术方法论。这种方法指导咨询师去思考与发掘来访者的行为动机和反应。第三种方法主要指沟通分析治疗法,不至那样学术,它还有一些的衍生方法。





孙先生为我们简单介绍了中国心理治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心理治疗已在中国有所推广。当时,他的祖父,也是心理学家,和一些同事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心理治疗的研究和实践。然而,1966年到1976年间的文革将整个学科都摧毁了。在遵奉共产主义的中国,物质永远是第一位的。注重精神而非物质的心理学和学理治疗在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最早的那一代心理学家不是自杀了就是被捕了。他的祖父在被抓后,只能整日被强迫地去做一些可笑的事,比如打扫厕所。



十年的文革灾难完全摧毁了心理学的发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门学科才得以重建。2001年前,在中国只有一些采用药物治疗的心理学家,并不存在以咨询形式为主的心理治疗师和治疗方法。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向咨询师发放从业资格证书。孙先生认为,当时的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很多精神疾病并不能完全依靠药物,咨询治疗是必要的。






孙先生告诉我们,中国尚不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属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寻求心理咨询治疗不是因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而是因为想更清晰地了解自身。他的来访者主要是患有神经冲突症的人群,比如患有强迫症。来访者通常是与家人爆发了严重的争吵甚至是打斗之后向他寻求帮助的。他们的情绪极其低落,并且发现他们已经无力凭自己克服这些问题了。他和我们分享了工作过程中一个有趣的发现:他的来访者几乎都是来自于私企或者创业者,没有来自国企和事业单位的。他推测中国的公务员生活得很愉快,没有人需要这样的心理咨询服务。


由于督导孙先生的心理专家都是瑞典人,他有机会接触到丰富的欧洲心理治疗案例。根据他对于外国和国内案例的比较,他认为大多数的外国案例问题的根源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但中国的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多数是因为无法适应中国数十年间的社会剧变而产生的。



孙先生认为,瑞典来访者的人格障碍和神经症冲突多数产生于早年的家庭悲剧,例如性虐待和家庭暴力。由于瑞典社会环境稳定,很少有人会因为无法适应社会变化而产生心理问题。然而,中国的70后、80后们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遭遇了太多的社会剧变。上小学时,他们被教育要爱国爱党。但在长大后,他们发现多年的意识形态灌输根本是虚假、无用的。他们被迫去面对这个残酷社会中的各种竞争,被迫整日为物质生活而忙、奋斗。他们那样努力地去赚一个好房子,一辆好车,还有无数被视为婚姻必须、生活必须的物质条件,以至于他们再也找不回自我的精神世界。






既然这些心理问题都是社会变化所催生,孙先生有时会觉得自己无法为来访者根除心理疾病。然而,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都在努力指导来访者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 待困难。他的一位同事戏称,事实上心理咨询师们都在为政府工作,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平息来访者的愤怒,是指导他们去适应这个社会。



然而,在多年的实践之后,他更愿意形容自己的使命是释放来访者的心灵。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这个社会迟早会变得更民主更自由。他引用他的同事的话说,一群奴隶无法建立起一个自由的国度。中国的人民遭受着太多的心灵束缚,以至于他们生活得唯唯诺诺,很容易就屈服于政府的权威。更糟的是,他们对于权威抱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他相信,来访者通过咨询服务,会拥有更多的勇气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会更懂得如何不卑不亢地生活。





我们又聊了聊孙先生的个人经历。他大学期间主修的是中英比较文学。2005年,他考取了临床心理治疗的研究生专业,现在他还有一年就可以拿到同一专业的博士生文凭了。他学习与实践临床心理治疗已达七年。明年,他还将去挪威深造。

 

他形容自己的咨询风格是西方方法轮和东方佛学理论的综合。尽管使用西方的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案例,他的咨询服务建立在佛学智慧的基础之上。西方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治愈,而佛学的精髓是随缘。例如,在治疗中,他会使用一些西方的咨询技巧例如双人椅,即让来访者想象自己正与不在场的家庭成员交流。但是,如果他们拒绝,他就不会强求而是选择采用其他的方法。以主张随缘的佛教哲学为基础,他的咨询得以给来访者一种被陪伴的感受,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病人。他自信,人生低谷中陪伴,对于治愈来访者是帮助的。





孙先生说,如果在三四年之前,他同意西方的心理学过于注重个人的价值,以至于让人们把自私视作理所当然。但是现在,在对西方理论和佛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反思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首先,越来越多以“人存于关系”这一观点为前提的西方心理学说正在兴起。其次,他不再认为强调自我与强调关系之间存在冲突。佛学,尤其南亚的佛学理论也是基于个人而构建的。这些理论宣扬的是如果人们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他们会更有能力去爱护他人。他进一步解释说,更自由的个人有更多机会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而受困于太多心灵束缚的人们发现他们很难与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


孙先生承认,七年的临床心理学学习与实践对于他的个人发展影响深远。过去,他无法解决许多人际冲突和自我的困惑,而现在他生活得更为平和和快乐。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他希望能够发展出更适于中国人心理学要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目前,他正在努力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融合西方的治疗手段和佛教哲学。






孙先生告诉我们,“静水熙平”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于一部名为 “Almost Famous”的电影。他们很喜爱电影中的摇滚乐队的名字:Still Water. 他又说,这个名字也是受那句著名的谚语的启发, “Still water runs deep”,静水流深。



中心聘有七位年轻的治疗师,他们都想如谚语所说,精进自己的心理咨询事业和心理学研究。在中心前两年的准备过程中,他们邀请了瑞典和美国的咨询师对他们进行督导,举办研讨会。一年前,他们认为是时候正式成立中心了。目前,中心主要利用网络广告来吸引来访者。


下午两点钟,每周的主题沙龙开始了。大约十五个人参与了这次沙龙,包括三位咨询师,十几个南师大的心理咨询专业学生和心理学的爱好者。这次的主题是表达愤怒。每一位参与者都需要分享他们最近一次狂怒的经历。

 

陈先生,心理咨询师,他最近的一次狂怒是在汶川。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他和一支心理咨询团队奔赴汶川,对当地的孩子进行心理援助。他们的帐篷被安排在一群同样负责心理援助的大学生旁边。因为大学生没有被安排到任何任务,他们就整日玩耍,噪声连连。陈先生早已看不惯这帮学生的行为,最终忍无可忍,几近疯狂地指责了他们。






接下来的两个故事很类似。两个大学毕业生都非常想成为心理咨询师,但是他们的父母坚持要他们去从事一些收入更稳定的工作,比如汽车销售或公务员。其中一个甚至因为无法承受父母压力而离家出走。



另一个女孩是被一次性骚扰激怒的。她室友的男友在她洗头发的时候摸了她的屁股。她形容当时的感觉像瞬间被引爆了。她随即把水泼到了那男生身上,狠狠扇了他一耳光,并且要求他再也不要去她的宿舍。

 

大部分参与者在狂怒之后都很后悔。然而,孙先生告诉他们,这样的狂怒让他们更清楚自己的内心需求。通过表达愤怒,他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清晰的自我,听到内心更真切的渴望。






南京, 船员训练老师

 

 

图中的这艘大船是我们在鼓楼区西部、离长江只有1.5千米的住宅区内发现的。走近它时,我们才发现它只有半边。它建造于十四年前,是为了中国长航油运训练中心的船员而建的。

 

漆复元先生今年55岁,在这个职业学校任教已经超过十年了。他告诉我们这所学校隶属于中国长行集团。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984年,在1998年它被搬迁到现在的地址。全校总共有十位常任老师,并常常聘一些临时辅导。尽管规模不大,它是南京地区唯一的官方的船员培训机构。

 

 

 

 

想要获得航运从业资格的人必须要在这里接受专业的训练,以通过相关的资格考试。由于船员是一份稳定的职业,学校的生源是不会断的,每学期大概可以招到100多到300不等的学生。18岁到60多岁甚至更大的男性和女性都可以申请学习,但男女比例通常是10:1。

 

学校的课程可以分为三类,具体为河运训练,近海运输训练和远洋运输训练。

 

漆先生告诉我们,在成为老师之前,他也是一名船员,在船上负责的是电力供应。他形容早年的船员经历是枯燥但自由。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国的通讯网络很不发达。因此在船上他们很难上网,看电视甚至听广播。为了打发时间,他们也只能喝喝小酒,下下象棋,打打牌或读读书。然而,他们很享受每次航船靠岸的时光。航船入港后他们可以有六个或更多小时的自由时间,期间他们可以在港口附近的城镇走走停停,尽情地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无拘无束,非常快活。

 

 

 

 

然而,在结婚后,这一切都变了。像许多告别单身的船员一样,他们多少感到了婚姻的束缚,再也不会那么自由。婚姻仿佛和他的工作格格不入起来,于是他放弃了船员的工作,选择成为一位老师。

 

当被问及学校是否设置了教学员如何处理船上寂寞和思乡的情绪时,他告诉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安排。他说,每个人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孤独。

 

 

 

 

57岁的王新桥老师在课间休息时也加入了我们的讨论。他从事海员教学工作已经30余年。交谈间,他能听懂并说一些英语。他告诉我们,这些有限的英语是11年的远洋生涯中学习掌握的。

 

之后,我们又谈到了关于学校的一些情况。由于绝大多数学员文化层次并不高,这些课程也并非难以习得。 这里的老师在一周内的每一天都可能有课,但只要没有课就可以不用来。

 

 

 

 

 

南京,钱学健先生

 

钱先生现在的工作是负责司麦尔文化会所的餐饮业务。这家会所是北京司麦澳娱乐公司的南京分部。自1992年成立依赖,北京司麦澳已经在中国娱乐界颇有名气。它连续举办了多届国际龙虾节,各种主题嘉年华,以及多场明星云集的大型文艺演出。

 

 

这家文化会所不仅配合总公司,进行文娱活动的组织,过去也为来南京的演艺界人士提供专门的餐饮休闲服务。然而,为了商业利润考虑,这家会所近几年来也开始为普通消费者提供服务,人均消费在40-100元左右。

 

 

钱先生让我们猜他的年纪。“我让很多人猜过我的年纪,他们都以为我才四十多。呵呵,其实我已经59了,明年就退休了。”他微笑地说道,颇为得意。

 

 

钱先生先后从事过三种截然不同的工作,且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建树,可谓见多识广。18岁那年他参了军,成为了一名军人。此后,他从军整整21年,军衔也升到了中校。据他说,要为中国政府和党服务,就必须接受职位的频繁调遣,以防干部长期留岗从而滋生腐败。

 

他并不喜欢军人工作的频繁调动,所以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军营,开始了他的远洋运输经历。他在货轮上的主要职责是监督海员的违纪行为,例如对外泄露国家机密。那一艘艘载满矿石的货轮载他去到各个国家的海岸,例如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台湾,等等。他向我们说他最爱这份工作,因为它帮助他实现了很多人一生都未必能够实现的梦想:环游世界。

 

 

十年之后,他在司麦尔开始了他的餐饮服务经理生涯,帮助他的亲戚打点业务。明年,在他退休后,他希望能够再一次环游世界。由于估计退休后的工资会很高,大概在40006000的样子,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做他最感兴趣的事情。

 

 

采访结束时,他兴致盎然地向我们展示他用单反拍的孙女的照片,和我们交换博客和QQ帐号,还要邮件给我们他这些年来和中国大小名人的合照。他的QQ用户名叫雾海船夫,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相信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他对于生活的热爱。

 


南京,张馨璐

 

馨璐(Lulu)是我们在路上偶遇的。Lulu在加拿大已经学了四年的电子艺术,最近她回到了中国。她所学专业的课程总共非为八个等级,每个等级需要支付2750元加币。她到了第四级便停止了学习准备回国,因为她已掌握了所有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比如如何写相关专业的学术论文和如何进行PPT展示。

 

恐怕因为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Lulu发现很难再次融入中国的生活。她甚至觉得回来的日子很糟。她不能理解为何中国人不常互相问好。“在加拿大,连陌生人都会在早班车上互相打招呼,在中国则不会。在每一个人的眼中,我只能发现他们对于陌生人的不信任和他们无声的质问:你想要什么?”

 

Lulu已经得到了来自伦敦一所著名的艺术学校的录取证书。然而,她的父母却不准她继续艺术学习了,他们觉得学艺术在中国根本找不到好工作。令人有些惊讶的是,Lulu对于父母的阻拦并不是那样失望,因为现在她同样相信,如果没有钱,她的那些关于旅行、绘画和摄影的美梦都无法实现。

 

 

Lulu 承认她现在最大的目标是挣一大笔钱。她现在不再考虑她的艺术家梦了,也不想找男朋友谈恋爱,她觉得艺术和爱情都是烧钱的东西。她告诉我们:“我的父母间哪有爱情,不过还不是过得很好?但是谁能想象没有房子和车子的爱情?爱情需要这些,所以爱情需要钱!”

 

最后我们给了她一个单选题:如果在未来你可以选择两种生活,一种是你拥有真爱但月薪两千块,一种是你没有爱情但是月薪一万,你会选择哪一个?Lulu只犹豫了一会儿,回答我们:”一份真爱。”

 

 

 

北京,金学诗的起居室

 

姓名:金学诗

年龄:63

属相:

 

教育程度:初中毕业。初中毕业那年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就下乡参加劳动,断了学业。

 

 

职业:种过二十年地,后来厂里复业,我当上了厂长。现在退休在家,专心学习画画。

 

 

 

你在家的时候喜欢做什么事情?最享受的是什么?

最喜欢画画。画画是件挺累的事情,有的画得画一两天才能完成。

我现在每天四五点就要起床,每天坚持学习六七个小时。我是个要强的人,追求光明,努力取得更大进步。

这辈子什么都经历过了,画这些画既不图名也不图利,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体现一个农民的生活真谛。我的画全部都是临摹的,没有原创的作品。

此外,我还很喜欢画领导人,都是因为伟人的领导,我们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的确,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但我喜欢画领导人,没有什么负面思想。

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弯路是不可避免的,而一些功绩也是无法抹去的。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英明指导,连新中国都不会有,就更不用提发展了。

 

 

列举三项你的日常活动?

散步,画画,帮家里干些零活儿。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清淡的食物,比如水果蔬菜,我还爱喝茶。

 

 

你每天的饮食开支是多少?

我们家有六口人,全家一天的开销约是六七十块钱。

 

 

你的家乡是哪里?(如果不是北京:你想念家乡么?如果想念,那么你最想念家乡的什么?)

北京,这个村子土生土长的人。

 

你最珍贵的童年记忆是什么?

最珍贵的童年记忆就是好好念书,学习的时候。我小时候是门门一百的学生,经常帮老师给同学出测试卷什么的。那时候学生会主席,民兵连长……学生里最大的是什么头儿我就当什么。同学们都管我叫“小秘书”。神着呢!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什么?

人最大的是精神。要有理想有抱负,不能空虚。另外人还要有尊严。我从来不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那个时代的教育毕竟传统一些。这没什么不好的,我们家的教育也是这样的。家庭极其和睦,我的儿子也是个很正派的人,他对自己的子女也是这样要求的。

 

除此之外我认为人还要踏实,要切合实际要求自己。

 

 

对你来说,人的一生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在物质上没有什么要求,我觉得就是要符合实际,心态平衡。

 

 

 

你觉得你是:a)相当幸福 b)还算幸福 c)不太幸福 d) 不幸福

我现在相当幸福。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用我的手,拿我的笔,体现社会。我所爱的东西,表现在纸上,能体现社会的真谛,那就成了。

就像我现在的画一样。

金先生对国家的现状非常满意。

他感谢国家给予了农民这么好的待遇,也感谢政府在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建设。

金先生基本只看新闻联播,领导讲话他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边看边哭。他说,一个人应该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如果外国敢侵略咱们,我就会拿起枪上战场。”

 

 

你期待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我自信在有生之年能干出点事来。开画展、出国旅游、向世界学习。改明儿我们这拆迁,我拿到钱,家里经济更宽裕了,我可以去法国,去卢浮宫看看,向大师们学习。

我也可以到俄罗斯去看看人家的艺术展品。

 

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我没有宗教信仰。

 

 

 

 

 

南京,体育场里的老农民

 

 

 

我们在五台山体育馆遇见了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他过去是个农民,现在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来这里。其他的老人下午聚在这里多是

 

 

一起打打牌、下下棋或是来场乒乓球比赛,而他却喜欢独自运动。每天,他平均要花两个小时把体育场上的健身器械都玩一遍。如果累了,他就在遮天的梧桐树下捶捶腿,捏捏脚,休息一会儿。

 

 

老人说他的妻子在十年前去世了,自那之后他只身一人来到南京,以停车收费为生。他的三个孩子都住在扬州,大女儿是个医生,二女儿是个高速公路收费人员,小儿子则是个老师。他们现在都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了,每个都赡养得起自己的父亲。但是,这位老人却拒绝和子女住在一起。他说不是他们不想赡养自己,而是自己不想麻烦孩子们。他解释道,

 

 

 

老一辈和小一辈间存在着许多思想上的代沟,在家庭生活中会产出许多摩擦。这位健谈的老人给我们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在日常饮食、抚养孩子乃至睡觉习惯上的看法分歧。他说他这把年纪再也无心为这些琐事烦恼了。

 

 

尽管老人已经在城市生活了十年,他仍旧向往乡村生活。他宣称住在农村的人从来不会患上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富贵病”。乡里人根本不需要体育馆,他们每天都在更开阔的农田上劳作,连呼吸的空气、饮的水都比城里的来得干净清爽。乡下人也不会像城里人那样,摄取过多的糖和动物脂肪,他们会吃更多的新鲜瓜果、绿叶蔬菜和粗粮。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说道:“这种病绝对不会找上农村人的门的。

 

 

这样一个热爱乡村生活的人为什么要留在城里呢?老人说,老伴儿去世后,他在乡下就没有伴儿了。在城里,他至少有一份工作可以打发时间,有几个朋友可以聊聊天,还能在体育场里锻炼锻炼身体。而在村子里,他除了一小块耕地以外,一无所有。

 

 

“我这一生唯一的遗憾是她离开得太早,”他缓缓地说着,一丝苦笑挂在脸上,“ 她是2002年去的,自那之后我就再也不怕死了。”

我们聊起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年轻的时光是最美好的。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不用征得谁的允许。但是现在我可不能冒险了,几乎连那种年轻、自由的感觉都忘记了。”

 

 

 

 

 

 

北京,酒仙桥六街坊的锅炉房

 

酒仙桥六街坊是过去798联合厂的职工宿舍之一,对此我们在之前的博客中也提到过。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苏联老式锅炉房。

 

过去,这一带的每个小区几乎都有类似的锅炉房为小区供暖。现在六十年过去了,许多锅炉房都已被拆除,像这样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中的锅炉房早就所剩无几。

 

据一个工人说,这个锅炉房至今还在使用,属于国企——“不过过不了多久就会拆了。”

 

 

 

北京,李女士

 

李大姐是河北人,在将台一带开了十年的“摩的”。“摩的”是一种简易的电动三轮车,由于收费没有标准,乘客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因此政府早就出台了“禁摩令”,希望取缔这一行业。不过“摩的”收费很低,因此三环外的“摩的”还是很多。

 

我们遇见李大姐时将近下午四点,她这天总共挣了90块钱。李大姐说,有时候她一整天还挣不到一百。

 

由于开“摩的”是违法的,因此总有城管设点抓“摩的”司机。李大姐说,这一带的城管都认识她,抓过她好几回了。

 

每次被抓,李大姐的车就会被扣下。新买一辆“摩的”要一万块钱,李大姐说,她每次都得向城管求情。因为她的爱人是残疾人,所以城管也会通融一下,把车还给她。不过李大姐仍需要交一千块钱的罚款才能把车取走。

 

李大姐和丈夫感情很好。她的丈夫小时候打针打在了神经上,因此从小就有残疾。她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八岁。由于平时要照顾家里,李女士根本没办法找正经的工作。

 

“能挣多少挣多少吧,我也是没办法啊”。

 

 

 

北京,收废品

 

程先生一家三口就在六街坊收废品。  在中国,几乎每个小区都有像程先生一样收废品的人。他们以较低的价格从住户手中分类回收废品,如纸类废物和塑料瓶等等,然后再以稍高的价钱把这些废品卖给回收站。据程先生说,在回收站,纸类废品一公斤八毛钱,而他给住户的价钱是七毛钱一公斤,每公斤净赚一毛。程先生说,他每天能卖一卡车的废品,这样一来,一个月至少能挣八千块钱。

 

程先生在北京已经收了十年废品,他对这份工作非常满意。因为是给自己干活,所以工作多久都是自己说了算。他表示,干这行挣得比上班都多,也许哪天他就能带着家人去欧洲旅游了。

 

程先生和老婆以及八个月大的闺女一同住在回收点旁边的小平房里。他的父母现在也在北京,住在建国门。尽管如此,每年清明节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回河南老家扫墓。

 

程先生认为中国的政策很好,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住在北京,还有份这么好的工作。他告诉我们,北京的大多是外来人口,多亏了这么好的政策,他们才能这么自由,去哪都放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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