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先生今年三十岁,是静水熙平心理咨询中心的三个股东之一。这个私人心理咨询中心筹备了两年,去年正式成立了。
近些年,在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人心理咨询和治疗公司。然而,孙先生声称,心理咨询和治疗尚不是一个轻松的行业。去年,包括静水熙平在内的三家心理咨询中心成立,而现在其他两家都已经关闭了。他认为,对于心理治疗服务的需求呈现绝对的增长趋势,但多数人尚不能支付这项服务的高价。
他以精神分析治疗法向我们举例。精神分析需要长期高强度的治疗,一周就需要三次到四次的咨询。每一次咨询服务的价格依照咨询师的资历而定,例如他积累的独立咨询小时数和接受督导的小时数。在静水熙平,一次一小时的咨询服务可以为200元,300元,400元和600元不等,而孙先生的价格是每次300元。静水熙平的来访者多为年轻的70后、80后以及青少年人群,他们至多能支付30次咨询服务。

孙先生告诉我们,国内的咨询从业资格证由中国劳动部负责发放。咨询从业资格证共分为二级和三级两个等级,分别是向初级和高级咨询师发放的。
咨询从业资格证的考核要求是报考者必须要通过基础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的考试,并且要提供一些曾经负责的案例,以证明自身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解案例的能力。咨询从业考试的内容是现在最为普及的心理治疗方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论是最基本的,因为这是最早且最为经典的心理治疗方法。所有的咨询师都需要读一些弗洛伊德著作,不一定是艰涩的原文,也可以是摘要。第二种必须熟悉掌握的方法是认知行为治疗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大量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孙先生笑称它是原汁原味的纯学术方法论。这种方法指导咨询师去思考与发掘来访者的行为动机和反应。第三种方法主要指沟通分析治疗法,不至那样学术,它还有一些的衍生方法。

孙先生为我们简单介绍了中国心理治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心理治疗已在中国有所推广。当时,他的祖父,也是心理学家,和一些同事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心理治疗的研究和实践。然而,1966年到1976年间的文革将整个学科都摧毁了。在遵奉共产主义的中国,物质永远是第一位的。注重精神而非物质的心理学和学理治疗在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最早的那一代心理学家不是自杀了就是被捕了。他的祖父在被抓后,只能整日被强迫地去做一些可笑的事,比如打扫厕所。
十年的文革灾难完全摧毁了心理学的发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门学科才得以重建。2001年前,在中国只有一些采用药物治疗的心理学家,并不存在以咨询形式为主的心理治疗师和治疗方法。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向咨询师发放从业资格证书。孙先生认为,当时的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很多精神疾病并不能完全依靠药物,咨询治疗是必要的。

孙先生告诉我们,中国尚不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属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寻求心理咨询治疗不是因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而是因为想更清晰地了解自身。他的来访者主要是患有神经冲突症的人群,比如患有强迫症。来访者通常是与家人爆发了严重的争吵甚至是打斗之后向他寻求帮助的。他们的情绪极其低落,并且发现他们已经无力凭自己克服这些问题了。他和我们分享了工作过程中一个有趣的发现:他的来访者几乎都是来自于私企或者创业者,没有来自国企和事业单位的。他推测中国的公务员生活得很愉快,没有人需要这样的心理咨询服务。
由于督导孙先生的心理专家都是瑞典人,他有机会接触到丰富的欧洲心理治疗案例。根据他对于外国和国内案例的比较,他认为大多数的外国案例问题的根源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但中国的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多数是因为无法适应中国数十年间的社会剧变而产生的。
孙先生认为,瑞典来访者的人格障碍和神经症冲突多数产生于早年的家庭悲剧,例如性虐待和家庭暴力。由于瑞典社会环境稳定,很少有人会因为无法适应社会变化而产生心理问题。然而,中国的70后、80后们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遭遇了太多的社会剧变。上小学时,他们被教育要爱国爱党。但在长大后,他们发现多年的意识形态灌输根本是虚假、无用的。他们被迫去面对这个残酷社会中的各种竞争,被迫整日为物质生活而忙、奋斗。他们那样努力地去赚一个好房子,一辆好车,还有无数被视为婚姻必须、生活必须的物质条件,以至于他们再也找不回自我的精神世界。

既然这些心理问题都是社会变化所催生,孙先生有时会觉得自己无法为来访者根除心理疾病。然而,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都在努力指导来访者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 待困难。他的一位同事戏称,事实上心理咨询师们都在为政府工作,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平息来访者的愤怒,是指导他们去适应这个社会。
然而,在多年的实践之后,他更愿意形容自己的使命是释放来访者的心灵。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这个社会迟早会变得更民主更自由。他引用他的同事的话说,一群奴隶无法建立起一个自由的国度。中国的人民遭受着太多的心灵束缚,以至于他们生活得唯唯诺诺,很容易就屈服于政府的权威。更糟的是,他们对于权威抱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他相信,来访者通过咨询服务,会拥有更多的勇气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会更懂得如何不卑不亢地生活。

我们又聊了聊孙先生的个人经历。他大学期间主修的是中英比较文学。2005年,他考取了临床心理治疗的研究生专业,现在他还有一年就可以拿到同一专业的博士生文凭了。他学习与实践临床心理治疗已达七年。明年,他还将去挪威深造。
他形容自己的咨询风格是西方方法轮和东方佛学理论的综合。尽管使用西方的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案例,他的咨询服务建立在佛学智慧的基础之上。西方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治愈,而佛学的精髓是随缘。例如,在治疗中,他会使用一些西方的咨询技巧例如双人椅,即让来访者想象自己正与不在场的家庭成员交流。但是,如果他们拒绝,他就不会强求而是选择采用其他的方法。以主张随缘的佛教哲学为基础,他的咨询得以给来访者一种被陪伴的感受,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病人。他自信,人生低谷中陪伴,对于治愈来访者是帮助的。

孙先生说,如果在三四年之前,他同意西方的心理学过于注重个人的价值,以至于让人们把自私视作理所当然。但是现在,在对西方理论和佛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反思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首先,越来越多以“人存于关系”这一观点为前提的西方心理学说正在兴起。其次,他不再认为强调自我与强调关系之间存在冲突。佛学,尤其南亚的佛学理论也是基于个人而构建的。这些理论宣扬的是如果人们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他们会更有能力去爱护他人。他进一步解释说,更自由的个人有更多机会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而受困于太多心灵束缚的人们发现他们很难与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
孙先生承认,七年的临床心理学学习与实践对于他的个人发展影响深远。过去,他无法解决许多人际冲突和自我的困惑,而现在他生活得更为平和和快乐。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他希望能够发展出更适于中国人心理学要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目前,他正在努力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融合西方的治疗手段和佛教哲学。

孙先生告诉我们,“静水熙平”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于一部名为 “Almost Famous”的电影。他们很喜爱电影中的摇滚乐队的名字:Still Water. 他又说,这个名字也是受那句著名的谚语的启发, “Still water runs deep”,静水流深。
中心聘有七位年轻的治疗师,他们都想如谚语所说,精进自己的心理咨询事业和心理学研究。在中心前两年的准备过程中,他们邀请了瑞典和美国的咨询师对他们进行督导,举办研讨会。一年前,他们认为是时候正式成立中心了。目前,中心主要利用网络广告来吸引来访者。
下午两点钟,每周的主题沙龙开始了。大约十五个人参与了这次沙龙,包括三位咨询师,十几个南师大的心理咨询专业学生和心理学的爱好者。这次的主题是表达愤怒。每一位参与者都需要分享他们最近一次狂怒的经历。
陈先生,心理咨询师,他最近的一次狂怒是在汶川。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他和一支心理咨询团队奔赴汶川,对当地的孩子进行心理援助。他们的帐篷被安排在一群同样负责心理援助的大学生旁边。因为大学生没有被安排到任何任务,他们就整日玩耍,噪声连连。陈先生早已看不惯这帮学生的行为,最终忍无可忍,几近疯狂地指责了他们。

接下来的两个故事很类似。两个大学毕业生都非常想成为心理咨询师,但是他们的父母坚持要他们去从事一些收入更稳定的工作,比如汽车销售或公务员。其中一个甚至因为无法承受父母压力而离家出走。
另一个女孩是被一次性骚扰激怒的。她室友的男友在她洗头发的时候摸了她的屁股。她形容当时的感觉像瞬间被引爆了。她随即把水泼到了那男生身上,狠狠扇了他一耳光,并且要求他再也不要去她的宿舍。
大部分参与者在狂怒之后都很后悔。然而,孙先生告诉他们,这样的狂怒让他们更清楚自己的内心需求。通过表达愤怒,他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清晰的自我,听到内心更真切的渴望。
































在中国,几乎每个小区都有像程先生一样收废品的人。他们以较低的价格从住户手中分类回收废品,如纸类废物和塑料瓶等等,然后再以稍高的价钱把这些废品卖给回收站。据程先生说,在回收站,纸类废品一公斤八毛钱,而他给住户的价钱是七毛钱一公斤,每公斤净赚一毛。程先生说,他每天能卖一卡车的废品,这样一来,一个月至少能挣八千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