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学诗的起居室

 

姓名:金学诗

年龄:63

属相:

 

教育程度:初中毕业。初中毕业那年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就下乡参加劳动,断了学业。

 

 

职业:种过二十年地,后来厂里复业,我当上了厂长。现在退休在家,专心学习画画。

 

 

 

你在家的时候喜欢做什么事情?最享受的是什么?

最喜欢画画。画画是件挺累的事情,有的画得画一两天才能完成。

我现在每天四五点就要起床,每天坚持学习六七个小时。我是个要强的人,追求光明,努力取得更大进步。

这辈子什么都经历过了,画这些画既不图名也不图利,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体现一个农民的生活真谛。我的画全部都是临摹的,没有原创的作品。

此外,我还很喜欢画领导人,都是因为伟人的领导,我们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的确,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但我喜欢画领导人,没有什么负面思想。

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弯路是不可避免的,而一些功绩也是无法抹去的。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英明指导,连新中国都不会有,就更不用提发展了。

 

 

列举三项你的日常活动?

散步,画画,帮家里干些零活儿。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清淡的食物,比如水果蔬菜,我还爱喝茶。

 

 

你每天的饮食开支是多少?

我们家有六口人,全家一天的开销约是六七十块钱。

 

 

你的家乡是哪里?(如果不是北京:你想念家乡么?如果想念,那么你最想念家乡的什么?)

北京,这个村子土生土长的人。

 

你最珍贵的童年记忆是什么?

最珍贵的童年记忆就是好好念书,学习的时候。我小时候是门门一百的学生,经常帮老师给同学出测试卷什么的。那时候学生会主席,民兵连长……学生里最大的是什么头儿我就当什么。同学们都管我叫“小秘书”。神着呢!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什么?

人最大的是精神。要有理想有抱负,不能空虚。另外人还要有尊严。我从来不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那个时代的教育毕竟传统一些。这没什么不好的,我们家的教育也是这样的。家庭极其和睦,我的儿子也是个很正派的人,他对自己的子女也是这样要求的。

 

除此之外我认为人还要踏实,要切合实际要求自己。

 

 

对你来说,人的一生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在物质上没有什么要求,我觉得就是要符合实际,心态平衡。

 

 

 

你觉得你是:a)相当幸福 b)还算幸福 c)不太幸福 d) 不幸福

我现在相当幸福。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用我的手,拿我的笔,体现社会。我所爱的东西,表现在纸上,能体现社会的真谛,那就成了。

就像我现在的画一样。

金先生对国家的现状非常满意。

他感谢国家给予了农民这么好的待遇,也感谢政府在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建设。

金先生基本只看新闻联播,领导讲话他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边看边哭。他说,一个人应该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如果外国敢侵略咱们,我就会拿起枪上战场。”

 

 

你期待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我自信在有生之年能干出点事来。开画展、出国旅游、向世界学习。改明儿我们这拆迁,我拿到钱,家里经济更宽裕了,我可以去法国,去卢浮宫看看,向大师们学习。

我也可以到俄罗斯去看看人家的艺术展品。

 

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我没有宗教信仰。

 

 

 

 

 

北京,酒仙桥六街坊的锅炉房

 

酒仙桥六街坊是过去798联合厂的职工宿舍之一,对此我们在之前的博客中也提到过。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苏联老式锅炉房。

 

过去,这一带的每个小区几乎都有类似的锅炉房为小区供暖。现在六十年过去了,许多锅炉房都已被拆除,像这样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中的锅炉房早就所剩无几。

 

据一个工人说,这个锅炉房至今还在使用,属于国企——“不过过不了多久就会拆了。”

 

 

 

北京,李女士

 

李大姐是河北人,在将台一带开了十年的“摩的”。“摩的”是一种简易的电动三轮车,由于收费没有标准,乘客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因此政府早就出台了“禁摩令”,希望取缔这一行业。不过“摩的”收费很低,因此三环外的“摩的”还是很多。

 

我们遇见李大姐时将近下午四点,她这天总共挣了90块钱。李大姐说,有时候她一整天还挣不到一百。

 

由于开“摩的”是违法的,因此总有城管设点抓“摩的”司机。李大姐说,这一带的城管都认识她,抓过她好几回了。

 

每次被抓,李大姐的车就会被扣下。新买一辆“摩的”要一万块钱,李大姐说,她每次都得向城管求情。因为她的爱人是残疾人,所以城管也会通融一下,把车还给她。不过李大姐仍需要交一千块钱的罚款才能把车取走。

 

李大姐和丈夫感情很好。她的丈夫小时候打针打在了神经上,因此从小就有残疾。她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八岁。由于平时要照顾家里,李女士根本没办法找正经的工作。

 

“能挣多少挣多少吧,我也是没办法啊”。

 

 

 

北京,收废品

 

程先生一家三口就在六街坊收废品。  在中国,几乎每个小区都有像程先生一样收废品的人。他们以较低的价格从住户手中分类回收废品,如纸类废物和塑料瓶等等,然后再以稍高的价钱把这些废品卖给回收站。据程先生说,在回收站,纸类废品一公斤八毛钱,而他给住户的价钱是七毛钱一公斤,每公斤净赚一毛。程先生说,他每天能卖一卡车的废品,这样一来,一个月至少能挣八千块钱。

 

程先生在北京已经收了十年废品,他对这份工作非常满意。因为是给自己干活,所以工作多久都是自己说了算。他表示,干这行挣得比上班都多,也许哪天他就能带着家人去欧洲旅游了。

 

程先生和老婆以及八个月大的闺女一同住在回收点旁边的小平房里。他的父母现在也在北京,住在建国门。尽管如此,每年清明节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回河南老家扫墓。

 

程先生认为中国的政策很好,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住在北京,还有份这么好的工作。他告诉我们,北京的大多是外来人口,多亏了这么好的政策,他们才能这么自由,去哪都放便。

 

 

 

北京,洗车行

 

 

我们在北京西城区遇见了陈先生(下行左二图)。他是湖北人,现在哥哥的洗车行当洗车工。这里的车都是手洗的,一次收25块钱。一般三四个人一起洗,两三分钟就洗完了。

 

 

 

 

这里来过各种档次的车,最好的是劳斯莱斯。陈先生表示,一般好车都希望手洗。

 

这间洗车行总共有六七个员工,全部和陈先生同村。他们一个月能挣两千到两千五百块钱。

 

 

 

 

北京街拍,曲师傅

 

我们在旧宫附近遇见了曲师傅,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曲师傅的T恤上写着:“犯傻这事一个巴掌拍不响”, 下面还有几行小字:“弗兰克压低声音说:‘每当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开车送我去学校。他以前做渔业生意的时候有一辆破卡车。’ ”

 

曲师傅的T恤是在附近地摊上买的,39块钱。

裤子:110元,金雯批发城购得。

鞋:50多块钱,在东北老家买的。

北京,旧宫的房产开发

 

旧宫位于北京的西南角。近些年,这里已从农田发展成为城乡结合部。从旧宫地铁站出来,环顾四周,街道两旁几乎已被各小区的高楼填满,几处建筑工地夹在小区之间,日夜不停地继续建设更多高级住宅。我们在这附近看见了一片残存的平房,靠路边的房屋已被拆除。据说,这里的住户过去基本上全是农民。

 

 

为了新的房产开发项目,这里的房子全部会被拆除。目前,三分之二的房屋已被推平,但仍有将近40户居民不愿搬走。

 

 

 

 

我们采访了李淑兰女士。李大妈虚岁79,已经在这里居住了54年。她有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连唯一的孙女都三十岁了。如今孩子们仍和他们夫妇俩住在一起,但是开发商只分给她两套房,根本不够住的。

 

李淑兰说,这里本来该在去年六月就全部拆迁的,但是剩下的四十多户人家对拆迁款不满意,不愿意搬走,就一直耗到了现在。

 

去年六月,这里就已经断水断电,施工队把公共厕所都拆了。剩下的住户只能去对面的小区里打水,大小便就直接在野地里解决。

 

李淑兰说,她现在也想搬走了,“不搬还怎么办呢”。但是拆迁办承诺的两套住房都是南街的豆腐渣房,去年曝光之后就拆除了,她现在都不知道这里还要不要拆,自己还能去哪。

 

李淑兰原是山东人,54年前来到这里,成为南疆农场的农民。当时场里工人太多,职工宿舍解决不了大家的住宿问题,因此许多工人就在此盖起了平房。

 

现在,李淑兰和丈夫都已退休。两个人上了岁数,身体都不太好。李淑兰说,他们夫妇俩每月的养老金加起来有4000元。

 

李淑兰说,这里有许多像她一样上了岁数的住户,因为房子的问题着急上火。有些老人因此一病不起,去世了。

 

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遇到了住在周围其它地方的居民。他们说,许多上了岁数的人都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在房子上花了不少钱,也在这里住出了感情。相比之下,开发商给的拆迁款实在是太少了。

 

听说,这里还有一位老太太,每天晚上都回女儿家住,白天就回来看看。

 

在北京,许多开发商拆除了老楼和胡同,原地建起了更豪华的住宅,让有钱有势的人住进来。而那些土生土长却没钱没势的人,就只能离开充满回忆的地方,搬到郊区去。最近我们听到了很多对于这种事的抱怨,很多人都对富人和官员的优待感到忿忿不平。

 

 

 

 

 

 

The area near the new Jiugong subway station, in the southeast of Beijing, is bustling with building activity. Several new high-rise residential compounds are almost completed and elsewhere workers are preparing building grounds for more real-estate development. The area used to be a farmland and we visit the remnants of what once was a farmers’ village.

The one and two story houses of the village have to make way for another development project. Two third of the village has already been demolished, but 40 families refuse to leave.

We talk with Mrs. Li Shulan, almost 79 years old, who has lived in the village for the past 54 years. Mrs. Li is a mother of four daughters and two sons, who still live with her and her husband. The project developer, she tells, offered her family two apartments as compensation, but according to her that was definitely not enough to house her family. Apart from that, the apartments offered where of very bad quality and they were destroyed after the case was exposed in the media.

All houses in the village should have been demolished by June 2011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er’s planning. However, 40 families decided to stay because they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compensation.

Mrs. Li tells that in June last year the water and electricity has been cut off and the public toilet has been demolished. For water they now go to a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and instead of going to a toilet they use the open land around the village.

Because of the harsh conditions, Mrs. Li wants to move. “What else can I do?”, she says. How and when she can leave is not clear.

Mrs. Li was born in the Shandong province. 54 years ago she and her husband moved to Beijing to work as a farmer at the Nanjiang farm.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so many farmers that the farm could not provide enough accommodation in the dormitories. Thus, they built their own house in the field and settled down.

Now she and her husband, who stays in the house because of health problems, are retired. Together they receive a pension of 4,000 RMB per month.

Mrs. Li tells that there are many old people living in this village and a lot of them got ill due to the sanitary conditions and the worries about the future demolition of their houses. A few of them passed away in the past year.

When we leave the village we meet some people who live in the neighborhood. They explain that many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village have spent all their lives living here, they invested a lot of money in their houses and feel it is hard to leave all their memories behind. Next to that, the compensation fees are too low.

They tell about an old lady from the village. Every night so goes to her daughter’s house to sleep and early the next day she returns to her old house in the village.

We also hear a lot of muttering about the rich people who drive poor people, who lived their whole life in this place, out of the city. They display a resentment against the rich and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we have come across a lot lately.

北京,新来的民工

 

我们遇到了一些刚来北京的民工。他们有十多个人,都来自四川,正在等车接他们去宿舍区。据他们说,老家大概有三千人左右,但是现在将近一半的人都去大城市打工了。


我们采访了一位女民工。她说像她这样的女民工现在越来越多了,因为“留在农村实在没有出路”。

 

 

她的孩子今年16岁,在老家读高中,学文科。现在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太多的照顾,她也就可以放心地让父母照看孩子,自己出来打工。毕竟在外打工挣得更多,她也可以多给孩子攒些学费。

 

摄影师问他们有没有带家人的照片,他们都很实在地表示家人都在老家,没有带任何用不上的东西。行李都是些日常用品,包括衣服、被褥和一些洗漱用品等等。

 

 

 

北京,法律诉讼

 

我们从西单附近的一条小胡同穿出,看到一片正在施工的小区。听那里的居民说,这里过去都是胡同,后来胡同拆迁,原先的居民很多都搬出了五环,而新建的这个小区是给换届下来的领导住的。

 

 

黄艮华拦下我们,并询问我们是否是记者。在得知我们不是记者后,他仍然希望我们能把他的故事登在博客上。我们提醒说,这个故事可能会给他惹上麻烦,但他仍然坚持要把故事登在网上。

 

 

2005年的时候,黄艮华在河北竹露县担任工头,后来工地欠薪,他作为工头,自己把其他人的工资付了,但工地老板至今欠他5000余元。

 

 

据黄艮华表示,他先是依法将工地告上法院,但法院却下判决书再开庭。判决结果是,工地只需要付给黄艮华一千余元。这让他心里很不平衡,他坚信工地老板私下贿赂法院。于是,他又去河北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上诉结果竟是维持原判,并要求黄艮华向老板道歉。当他再想上诉的时候,法院决定终止上诉。

 

 

直到现在,黄艮华连最初判决的一千余元也没有得到。

 

 

渐渐地,黄艮华开始怀疑法院的公正性。他声称老板一定是请法院的人吃饭并且贿赂他们了。于是他又来到北京,希望起诉河北地方法院,以求公正。

 

 

采访时,黄艮华不断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并且强调自己有保留着事件相关的证据。

 

 

最后,他和其他两个朋友给我们看了身上的伤痕。黄艮华说,前几天他们还因为上诉的事情被人打了。

 

 

 

北京, 政府宣传板

 

这些照片拍自北京朝阳公园南门的马路边。宣传海报由蓝色港湾国际商业区赞助。蓝色港湾的建筑均为南欧风格,内有zara等欧美连锁商店,也有法国、意大利、希腊、瑞士、阿拉伯等各国餐厅。

 

照片中的文字如下:

 

(上左图) 军民团结一心,共铸钢铁长城。


(上右图) 军民同心协力,建设美好朝阳。

 

(下左图) 拥军优属强国防,拥政爱民兴朝阳。

 

(下右图,左侧海报) 党政军民齐心,打造世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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