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行走在七家湾地区

Nanjing, Qijiawan

 

 

七家湾,南京,2013年3月.

我们来到了南京的七家湾地区( 这片区域将会迎来大规模的拆迁重建). 七家湾位于白下区, 一个南京当地人告诉了我们七家湾名字的由来,相传,明太祖元宵夜微服出访,行至此地,见有一画,画的是一不缠足妇女,怀抱西瓜,意讽刺大脚马皇后和大头太子,明太祖大怒令屠,仅余没有张灯结彩的人家七户。

 

 

Nanjing, Qijiawan

 

 

七家湾故名,真正的历史是,明朝永乐十一年,张班奉圣旨到宁夏镇压当地叛乱,战胜后,他将回民等贵族带回南京,安置在现在水西门一带。“七家湾”中所提到的七家是指当时七大姓:陶、马、丁、姚、哈、莫、白。七家湾是南京回民最早聚集地,这些穆斯林和他们的后代们对南京的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饮食领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锅贴、盐水鸭都是从七家湾发源的。

 

我们走到了打钉巷,“打钉巷”的名字由来于明朝时当地一个制作钉子的工匠。在明朝和清朝时期,这里是著名商业区,直到民国时期依然十分繁华,现在的打钉巷已经衰落了。现在的打钉巷是在一个现代化小区和一片平房区之间,小区的外墙上有很多涂鸦。

 

 

Nanjing, Qijiawan

 

 

打钉巷的家禽店由一对中年夫妇经营。当安东想要给他们的鸭子拍照片的时候,他们表示拒绝,他们害怕照片被城管看见带来麻烦。他们的鸡22元/只,鸭17元/只,鸽子25元/只。他们说,在这里做家禽生意和打工收入差不多,纯收入大约2000元。但是,我们后来遇到的受访者马先生认为,这些“来自农村的做生意的”在说谎,他们每斤肉可以赚4块,月收入不只那么多。

 

 

在家禽店的斜对面有几个水果贩子。在这些水果贩子中有一家来自安徽淮北的,中间一个卖甘蔗的男人已经在南京生活了20年了。他卖甘蔗同时还卖甘蔗榨出来的汁,“这个是用来榨糖的”, 卖甘蔗的男人说。当得知我来自荷兰时,他说,“荷兰有钱,不像中国没钱”。“中国现在也有钱”,我说。“中国有钱的人有钱,我们没钱,”卖甘蔗的男人说。他又指着背后的“豪宅”说,“这里住的是有钱人,这房子1000万一套。”“很大吗?”“当然,非常大,而且每平米要5万块。”

 

 

Nanjing, Qijiawan

 

 

穿过打钉巷,我们到了另外一条名叫“甘雨”的巷子,这条巷子原来叫干鱼巷,因为这条巷子靠近秦淮河,有很多制作干鱼的而得名。走到巷子的深处,我们在一个有两间房间的平房中遇到了马德明先生。

 

马德明先生今年65岁,原先在城北制造发电机叶轮的工厂上班。他1998年下岗后和妻子离婚,10年前母亲去世后就一个人居住在这里,靠每月2000元的退休金生活。他所居住的房子有50多年历史,看起来很旧很破。马德明先生对自己的房子十分不满并且抱怨道:“政府根本不关心我们的利益,他们只知道在农村盖房子卖地挣钱,谁还关心我们呀。”

 

 

Nanjing, Qijiawan

 

 

马先生邀请我们参观他的家,在这间房子中,有很多伊斯兰元素。 “我们家几代前是外国人哦!”他还翻出了自家家谱,上面介绍马家最早是阿拉伯人,他们的祖先在755年作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援军来到中国。他介绍说,他家祖上几代都是阿訇,并拿出了南京伊斯兰会的画册,介绍上面哪些要员是他的亲戚:他的爸爸是阿訇,他的表哥是伊斯兰会会长,许多阿訇都是他家近亲。

 

 

Nanjing, Qijiawan

 

 

当问到礼拜的问题,马先生说,他不太做礼拜,有时候礼拜,但他母亲坚持每周都做礼拜。 “我是回民,不吃大肉,但这边好多回民吃肉,这边的清真寺不严格,不像西北那边,一响钟都去清真寺。”旁边一位邻居想要插话,“你又不是回民,插什么话,”马先生说,邻居反驳,二人吵了起来。

 

最后,马先生又翻出南京伊斯兰会的画册中一些老建筑的照片,主要是南京最大的三山街清真寺(净觉寺)。他说,以前清真寺照壁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现在共产党把门头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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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新路边的废品收购站,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双胞胎儿子,还有两个帮忙的亲戚在这里经营。他们一度拒绝被拍照,以免被城管处罚,后来他们才接受。他们以0.35元/斤的价格收购废纸,以0.4元/斤卖到安徽马鞍山的再生纸工厂。他们的收入在6000/月左右。“现在物价这么高,如果一个月挣不到五、六千,谁会干这一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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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七家湾 “搬迁”

Nanjing, Qijiawan

 

 

七家湾,南京, 2013年3月.

 

杨国顺的屋外有大大的“搬迁”二字。这样的字样,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表明这个房屋已经指定拆迁,通常是为一个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让步。

在拆迁的字样旁口用粉笔写着一些字:

包办民意最易,包办民意是为自己。

附和民意最难,附和民意是为利民。——民国老宣”

房虽旧,避风雨,安居乐业喜淘淘。

屋不大,三代人,国共两党经两朝。 ——杨国顺”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

 

 

Nanjing, QiJiaWan

 

 

杨国顺,回民,68岁,出生在这间平房里。年轻时是工人,后来在城建部门从事行政工作,相对于其他居民看起来更有学识一些。这间砖混结构的房子有100多年历史。平房上有一间阁楼,根据杨国顺的介绍,在拆迁进行之前,他们一家三代人就住在这里,儿女们就住在阁楼上。

 

自从三年前开始拆迁后,他的儿孙们就住在外面,只有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尽管工程队已经上门5次,他从没遵循安排搬离。他认为自己的房子是文物,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被政府强制拆迁。杨国顺给我们展示了一份呈交给文物保护部门的文件,文件陈述了拆迁活动对房屋造成的破坏。

 

 

Nanjing, Qijiawan

 

 

据杨国顺介绍,这里是南京的回民聚居区,这一片区原来有4200户居民,经过3年的拆迁,现在只剩1300户。由于缺乏有效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抵抗不合理的拆迁运动。他们希望政府搞城市建设能更多着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是仅仅把人弄走。

 

杨国顺提供了一些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政府的拆迁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提升城市形象,还为了在这片区域建立一个旅游景点。名为“江南七十二坊”的这个景点将依据“明代十八坊”的仿古风格建造。政府想要通过这个项目重新塑造老城南风貌,展示历史悠久的江南文化。杨国顺给我们展示的资料中政府曾承诺剩下的1350户居民将得到3000套保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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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顺坚信所谓的江南七十二坊就是骗人的,对这个项目的合理性他提出了质疑:“古代只有十八坊,他非要弄个七十二坊不是骗人么,因为政府想要卖地赚钱!”杨国顺补充说,拆迁过程也是不合理的,这个拆迁活动在规划没有被完全批准时就开始了。他说他和其他剩下的居民们渴望被倾听和尊重,而不是被政府用来谋取私利。

 

我以前在单位搞城建的,所以了解多一点,以前安置这些居民的方式是搞福利分房,或者支付一定金额的赔偿金,赔偿金的金额三年未变,只给我们7000块一平方”杨国顺介绍说。居民被告知即将重启的拆迁行动将按照3年前的标准进行补偿,价格严重偏低。大多数接受政府政府房屋分配措施的居民生活状态很差,政府提供的保障房都在郊区,十分不便,更糟糕的是“有的人至今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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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另一个中年人,赵先生加入了我们的交谈。杨国顺介绍道:“这是我的邻居,他有很多话要说。”赵先生告诉我们他以前是回族,后来转变成了汉族(他已经不再是穆斯林)。

 

我从70年到80年这个期间就一直睡在马路边上,”赵先生说,“我一家六口人,全家睡在马路边。政府把我下放到农村后拿走了我的房子,当我回来时,就再也没有权利住进自己家了。我只能在路边睡了十年”。赵先生说他们连棚子都没有,只有一张不舒服的席子。

 

赵先生向我们描述了他当时的生存状况:“我上有父母,下有弟妹,在寒冬腊月里睡在路边上。就在这里,南京白下区。那时候没有人要我们走,没有人帮我解决住房。我吃的是什么?是在垃圾里面捡来的菜,一家人就吃这个!或者到饭馆里面端一点人家吃剩下的。政府那个时候没人关心我们的生活状态。”他还告诉我们那时在南京有17万人过着同样的生活。

 

赵先生还向我们解释了当时为什么无房可住:“我们的房子是被政府买去了,要你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我们全家放弃了城市生活都去了农村。”在农村里,赵先生一家仍是没有房子。他告诉我们:“农村的房子属于大队,不归我们。人家吃饭的时候可以吃各种菜,我们只能顿顿吃小麦。

 

 

Nanjing, Qijiawan

 

 

赵先生告诉我们,他没怎么上过学,只上到小学4年级。“我没有读书的权利。我被下放到农村的时候只有十岁,十几年的时间就浪费在农村了。”他几乎不会读书写字。他感叹道:“像我这样的人,几乎就是文盲,早就被社会遗忘了,我们都是没啥用处的。”没有一个体面的教育背景,我们被认为是最低贱的阶层,一无是处。他苦笑道:“每个人都必须要成长,这是没办法的,我在逼自己变得更坚强。

 

赵先生没有稳定的工作。他靠平日里捡垃圾和跑“单帮”为生。“单帮就是做小生意,那时候叫投机倒把,把南京的东西拿到外地去卖”杨国顺说。赵先生叹气说:“像我们这种没有文化没有体力的人到哪里找工作?就在社会上荡到现在。你肯定觉得我三十多年了都没个工作很丢人!天天飘飘荡荡的在外面找一些零杂活干干。我们就是过着这样牛马不如的生活”。不过,赵先生现在每个月都交养老保险,将来等到60岁后,他每个月就可以领养老金了。

 

 

Nanjing, Qijiawan

 

 

赵先生结了婚,有一个21岁的女儿。现在,她在南京上大二,专业是平面设计和三维动漫。他说:“唯一让我觉得舒心的是看着我的女儿一天天长大,那时候我是开心的。但是,当我走出门以后看到这个无望的社会,我又绝望了。”他并不清楚将来女儿会从事什么工作,他也没有能力帮到她。他担心女儿不能像他一样坚强,没法在更加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我们在那个年代没有吃的,没有自己的房子,现在什么都没变。政府又要拆房子,又号召我们到农村去。一切仿佛回到过去了,”赵先生说,“我们到1981年才从政府那拿回房子,现在又要搬迁,我不知道我心里该怎么想,要怎么办,我是离开还是不离开?我不知道,我喜欢这里。”

赵先生不满政府把他们再次弄到郊区去。他哀叹道:“我们到那里去,将丢失唯一的谋生手段。我们现在已经是社会第18层地狱的人,到那里去,我们更艰难。”赵先生和其他居民们都很清楚这点,因为那些搬离这里的人们过得很不好,很多人都还没有拿到房子,都在外面飘泊流浪。

 

 

Nanjing, Qijiawan

 

 

我们告诉他们,如果把这个放在互联网博客上,他们可能会遇到麻烦。赵先生说:“我不怕,不怕死。死对我来讲就是升天,就是享福去了。”街坊们也都赞同。杨国顺又道:“我们认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是爱国的表现。人人都不维护,让公权力走出牢笼,在全国泛滥的话,国家政府都会受到损害。所谓爱国的表现就是要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禁止公权力的泛滥。

 

街坊们认为,如果中国一直是政府权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那么老百姓作为低层将永远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利,更何谈和谐社会。“只有拨开云雾啊,才能见到阳光。”

 

杨先生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参观,走之前我们留意到他家里还有一些富有生机的小生物。杨先生笑着说,“不管生活多么艰辛,我们中国人都会追求生活的美好。”

 

 

Nanjing, Qijiawan

 

 

我们又去了赵先生的家。他的家占地14.4平方米,位于评事街边的小巷里,除了合法的面积,他还有三间违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干,政府也是默许的,但是现在这些违章面积是不享受拆迁补贴的。

 

评事街古代叫做皮市街,是贩卖牛皮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多有100多年历史。一位出生在这里的大妈介绍说: “评事街以前是南京最繁华的街道,比新街口还繁华。拆迁4年,这里被弄得一塌糊涂。拆迁的人就是流氓,一百多人拆一家,为的就是把人赶出去。”当问到拆迁安置的情况时,大妈表示政府根本不会提供一个合理的拆迁补偿。他们强烈要求能够留在这里,因为离开这里来到郊区就意味着工作丢失。“我们不会放弃的,我们以前告到过温家宝那里,我们一定要坚持告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当我们离开七家湾地区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位于鼎新路的一个老小区的前门,门上写着“拆迁指挥中心”。一个路人发表了他对于拆迁的看法:“这里的房子太老,太破也太不安全了,我觉得是不应该保存了。”

 

 

Nanjing, Qijiawan

 

 

 

南京,巩洪建先生

Boats on the Yangtze river

 

在南京河西新城区的偏远的西端,长江的一段较窄的支流缓缓流过。大大小小的船只停泊在江边。余先生和他的老伴儿许女士就坐在一条船的甲板上,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余先生今年65岁,在江上打渔已逾40年。和过去相比,如今已很难收获累累了。他告诉我们,扬子江里严重的水污染是鱼量剧减的原因。这一段江水是秦淮河的出水口,每天都要接收从闹市区流来的成吨污水。同时,他也不满在离江仅半公里距离的地方建设住宅区,从那儿排出的污水加速了水质的恶化。

 

 

 

余先生的朋友巩先生是船的主人。1958年他出生于位于苏北的县城新沂,之后在上世纪70年代随家人搬迁到南京。他的父辈以打渔为业,但决定不再以渔为生,而在化工厂做一名配料工,之后又从事了许多年的保安工作。2006年退休后,他花了近3万元买下了这条长约24米的船,重新拾起了打渔的营生。

 

这条渔船并非他的家,而只是他的工作和娱乐场所。他和他的渔民朋友们早上出江打渔,下午就把战利品带到市场上去卖。他们都是好客之人,平时常常邀请朋友上船喝酒打牌,谈天说地。

 

 

据巩先生讲,近些年来每天的鱼量很不稳定。然而,他们仍然能够常常捕到大鱼。在他朋友的船上,我们就看到了一条长近一米、重达八斤的江鱼。巩先生告诉我们这鱼一公斤就值160块钱。他还向我们展示了今早刚刚捕到的小鱼,每公斤可卖到30元。如果碰上好运气,他们还能捕到野生的大螃蟹,每公斤至少有200块。

 

除了打渔,巩先生还是个善做木制船模的手工艺人。他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花费了逾两个月的时间制作了两艘大型的船模。然而,他没能够在五月份钱完成他的作品,最终错过了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作品的最后期限。如今,一艘船模陈列在南京体育总局的大厅里,另一艘则作为私人收藏被巩先生保存在家里。

 

 

由于这两艘船模是特意为北京奥运而制作的,它们被巩先生赋予了许多富有含义的细节。例如,它们的长度是2.08米,暗示着奥运的年份“2008”。它们都有五道桅杆,意指参加奥运盛会的地球五大洲。他在第一道桅杆上刻下汉字“京”,第二道桅杆上刻下奥运五环旗,第三道主桅杆上刻下中国的地图。在船中央、共有三层的船舱上,他刻下了中国古老的图腾:龙。在船的后甲板上,他又布置了一个亲手制作的鸟巢模型。

 

他说为了捐出这两个作品,他已经倾尽了全力。他几次三番请求南京体育总局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协商,但奥委会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五月份后,奥委会只能接受官方捐赠,关闭了民间捐赠的通道。巩先生意识到自己几乎已经不能捐出自己的心血了,他只能决定将其中的一只捐给南京体育总局。

 

 

现在,他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为2014年南京青奥会制作一艘长达2.14米的船模。他承认这一次他不再有当年的热情了,因为制作这样大的船模太过耗费时间和金钱。例如,为了制作北京奥会的两艘船,他在两个月中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由于他对于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他选择了上等的木材作为船模的材料,成本近8000块。

 

巩先生告诉我们他曾经想成为一位真正的手工艺人,然而他很快便发现这不过是一个幻想。退休之后,他决定在南京的闹市区租一家门市专卖自己的作品。一年后,他售出的模型寥寥无几,只能草草收场。他清楚失败的原因是定价太高。比如,他的一艘70公分长、造型简单的船就要卖500600块。考虑到他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他认为这样的定价是完全合理的。随后,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没什么装饰的模型。“即便是这样的小的模型也要划算一个星期时间,”他说,“同样的一个星期,我可以用来钓鱼,保证可以获得至少600块的收入。这样的话,我倒情愿打渔。”

 

 

巩先生现在更愿意将船模制作当作是一项爱好。他说他不敢再梦想某个有钱人能够以高价买下他的船模。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把船模卖给而是捐赠给南京体育总局。他仅仅是期望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他遗憾不能向我们展示他与徐悲鸿后人、南京博物院院长徐国平的合照。他说:“现在,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那就是赢得像他这样的人的认可。”

 

最后,巩先生说:“很久之前,我还很喜欢摄影,但我没钱买车去走遍四方。就像,在孩童时代,我爱学校,但我的家庭没钱给我付学费一样。”

 

 

南京,殷牧师

 

殷先生是南京江苏路教堂的牧师。

 

他告诉我们,尽管教堂的规模不大,它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它由一群南京本地的基督徒创建于1941年,1947年到1999年之间换过三次地点。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一段时间(1966-1981),它被迫终止开放被占作它用。1999年,它被迁到了现在的江苏路地址,一直在这里,已有了11年的历史了。

 

尹先生出生在中国东北吉林省的一个小城市。他在南京呆了15年,现在已然是这里的本地人了。1996年他进入南京协和神学院开始本科学习,并且在毕业后又攻读了硕士学位。当我们问他为什么选择背井离乡来到这么远的城市学习神学,他解释说在中国只有南京的神学院是全国性质的,具备最高的认可度。据他说,中国的神学院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相较而言,全国性质的神学院享有最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最权威的地位。

 

英语神学职业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工作,我们很好奇为什么尹先生当时决定学习思想并且选择将它作为一生的事业。他告诉我们说这取决于他的家庭和他学习、参悟基督文化的经历。因为他的父母都是牧师,所以从小,他就有机会接触宗教文化。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感到整个生命由于笃信耶稣有了升华,从而坚定了他追随上帝的信念。在他面对职业选择的人生交叉点,他听到了上帝的神召,继而决定奉献一生服侍上帝。

 

去年,在当了六年传教士以后,他终于被提拔为牧师。他的主要职责包括传道,做礼拜,处理教堂的日常事务,向其他教堂的牧师讲授神学知识,并且有时担任婚礼或者葬礼的主持人。过去,很多参加葬礼的人会介意他们抛弃了中国烧纸钱的习俗。但是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尊重基督的仪式,这样的冲突就不再会发生了。

 

同时,他还需要支持一年一度的受洗仪式。通常,每年只会在七月才会有一次大型的受洗典礼。然而,如果受洗人有特殊的由于,比如年老、残疾,他们也会到受洗人的家中为其施洗。除此之外,尹先生也是一位很棒的顾问。人们会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来寻求他的建议。他们其中的有些人是为了在转信基督教或皈依基督教前解释心中关于信仰选择的疑惑。有些人是为了解决在阅读圣经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有些人则是为了放松来自于家庭生活中、人际关系和工作等方面的心理压力。据他说,在中国 60% 70% 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所以,他们很有必要去作这些人的倾听者,去帮助他们生活得有关爱,有希望,有信念。

 

 

谈及他的家庭,这位繁忙的牧师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他在南京结了婚,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今年七岁了,小女儿则是今年五月才出生的。他们一家人过着典型的基督教徒的生活,餐前祈祷,睡前阅读圣经。“我非常快乐”,他直言道,“因为我可以看到我的孩子们在上帝的庇佑下成长。”

 

除了个人的工作与生活,尹先生也非常乐意与我们分享南京地区的基督教发展情况。二十年前,在南京仅仅有两三千个基督徒,但是现在这个群体已经发展到15万 人。绝大部分基督徒是新教徒。他给出了两条原因,以解释为何短短二十年内基督教经历了如此迅猛的发展。首先,每个人都有信仰需求。当今中国,众多改革与变 化正在发生,伴随而来的是多元价值观的兴起。我们每天听取宣扬着或个性至上、或利益至上、或效率至上或其他某种价值观的声音, 开始逐渐的迷失了,再也没有了精神上的归属感。因此,许多人开始有了精神世界的需求,他们急需要一个声音,可以坚定地告诉他什么才是普世的真理。其次,一 个越来越开放和包容的社会使宗教的发展成为可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宗教被视为迷信,始终为政府所禁止。即使人们有宗教需求,他们也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利。 然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开始慢慢认同宗教的作用,并且开始学会尊重民众的信仰自由。

 

尹先生很反对称中国的教堂是在模仿传统的西方教堂。他认为,尽管基督教源于西方,并且在西方已有了近两千年的历史,它所宣扬的价值却是超越国界的。中国教堂的使命是使用最易被接受和最高效的方式去实践并且传播这些价值。他强调说,中国的教堂并非一味追求与西方教堂形式上的严格一致。而是追求思想内核上的统一。“我们常用二胡和古筝来演奏赞美诗,建造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教堂,在传道中引入中国的实例,等等,”他说道,“在基督教的方方面面,你都可以发现所谓的‘中国特色’,包括音乐,诗歌,书籍,仪式和建筑,等等。”

 

最 后,尹先生同我们讨论了中国教堂和中国政府间的关系。第一,在中国教堂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官方组织领导的,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大教堂,也不存在一个像红衣主教 或大主教那样的领导者。各式各样的教堂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不乏家庭教堂甚至是非法教堂。其次,中国的教堂不需要向政府纳税。最后,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看 法正由最初的禁止态度转向尊重与支持。例如,南京政府正在市郊地区投建一个可容纳5000人的大教堂。他认为,中国的教堂的确需要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充足的资金资源,也可以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

 

 

南京,羊肉贩子

 

深秋季节,在一个居民区里,我们发现一群人团团围住了几只被屠宰的羊。它们被倒挂起来,脖子和尾部尚流着鲜血。

 

卖羊肉的男人正向人们大声称赞羊肉的品质。据他说,这些羊是在冷藏条件下从内蒙古运来的,新鲜得很。

 

带皮的羊肉是22元一斤,而不带皮则是21元一斤。很多围观者都不相信肉是新鲜的,因为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今年,这个羊肉贩子共进了50吨的内蒙古羊肉。他估计在春节之前他可以把货出清。

 

他来自安徽,但是南京口音浓重。他解释说早在十年前他就搬来南京定居了。羊肉生意是几年前才经营起来的。

 

 

 

 

南京,钱大宝先生

Nanjing, Mr. Qian Dabao

 

我们看到钱先生坐在路旁。路两边的房子大多被拆了。

 

“这些统统要拆了,除了那栋黄色的,”钱先生低声告诉我们,“因为它是地下党开会的地方。”

 

钱先生在附近曾有三处房产,不过现在其中的两处都已被拆了。当我们问及政府给出的拆迁补偿条件时,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在商谈之中。

 

最后这处房产拆掉后,钱先生将会和他唯一的孩子一起住。

 

Nanjing, Mr. Qian Dabao

 

 

南京,陶女士

 

42岁的陶女士是南京境一念心理咨询中心的经理。尽管她大学主修的文学而不是心理学,她对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动力理论有极为浓厚的兴趣。2003年,她师从一位挪威的心理学家,得以全面系统地学习心理分析。2004年,她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心理咨询生涯。

 

境一念心理咨询中心由陶女士及她的好友杨女士和陈先生在2006年一手创办。在建立的初始阶段,经营这个中心遭遇过许多困难。因而,在2007年杨女士和陈先生离开了中心,追求更好的事业。

 

据陶女士说,心理分析和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历史非常短,大概可以追溯到文革之前。当时,一些西方的心理分析理论被传入中国。然而,心理学发展的良好势头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停滞了。文革结束后,一些医科大学又恢复了精神病学科,心理学因此得以继续发展。文革后的第一批精神病学专业的学生在日后成为心理分析领域的支柱。陶女士告诉我们,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她的老师。

 

 

陶 女士告诉我们,中国的咨询师主要使用西方的方法做心理咨询,例如佛洛依德的精神动力学或沟通分析理论。不过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正在努力尝试将中国古代哲学融汇到精神分析中去,例如禅宗、儒家、道家的思想。在过去的几年中,她一直在学习禅宗智慧,并将自己的有益发现使用在自己的案例之中。

 

陶女士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尝试是必须的。首先,中国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已遭受过太多灾难。150年的战争和10年的文革造成了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创伤。其次,中国缺乏对于儿童的精神教育,传统如此,现代教育也是如此。这种无知造成了许多孩童的人格扭曲。基于此,中国人有着许多特殊的心灵创伤,这些伤害仅凭舶来的治疗方法是不够的。

 

陶 女士说:“在精神动力学的治疗中,咨询师将尊重客户作为首要原则。所以,我们通常不称客户为病人,而称为 ‘来访者’或者‘个案’。”陶女士并没有发现她的来访者中有明显的年龄、学历和社会背景的趋势,因为来访者众多,且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不过,她确定所有来 访者的年纪基本介于20到30岁,他们都有钱支付咨询费用。在每年的考试季,要高考或者中考的孩子也会找她来缓解心中的压力。

 

 

在 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中,精神疾病可按严重程度的差异分为三种病症,分别为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和神经症冲突。在法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心理咨询中心可为这三种 病症提供治疗。然而在中国,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咨询中心尚不能处理精神分裂症。因此,陶女士的来访者都是有人格障碍或者是神经症冲突。

 

在 绝大多数案例中,来访者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格障碍或者神经症冲突问题。最初,来访者找到陶女士都是为了解决生活中常见的问题,例如他们在处理同事关系、 友谊、亲密关系和工作学习压力等等问题时的困惑。实质上,这些问题只是某种精神病症的表象。陶女士需要使用极为复杂的精神分析技术和技巧,例如基于佛洛依 德防御机制理论和鲍比依恋模式理论的技术,去跟踪评估这些症状的根源。

 

区分来访者的病灶是人格障碍还是普通的神经症冲突极为关键。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咨询师来说,解决神经症冲突仅仅需要一到两次交流。但人格障碍的治疗则需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她称人格障碍治疗的过程为人格整合。

 

 

陶女士告诉我们人格障碍和神经症冲突的根源都是来访者的童年经历。患有这些病症的人没有能够和他们的“妈妈”,意指他们小时候的监护人如父母、爷爷奶奶、其他家庭成员或者保姆等等,建立正常的沟通和联系。监护人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容易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留下烙印。人格障碍比神经症冲突更严重的原因是这种伤害产生的年龄段更早。

 

人格障碍可能产生于各种来访者三岁前经历的精神刺激,例如父母的早逝、父母的早离婚,家庭暴力,遗弃或是重男轻女。她补充说本身就遭受精神创伤的父母,比如死亡恐惧和畏惧遗弃的父母,容易将自己的病症传染到自己的孩子。例如,在中国三年灾害时期,中国人必须要面对亲人的离去。在一些家庭里,原本许多孩子可能最后幸存极少数。这样的惨剧极易造成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死亡恐惧。

 

许多患有神经症冲突的人都有俄狄浦斯情结,即无法建立一个正常的父亲-母亲-自身的三角关系。他们在六岁之后才会遭受严重的外界刺激。

 

 

陶女士告诉我们了中心的收费标准。老客户每次付300元,一次交流是五十分钟,而新的客户每次需要400元。我国的医疗保险不能用于交付心理咨询费用。她告诉我这个收费标准是低于南京同行业的平均水平的。许多资历比她浅的咨询师每次收费达500元。严重病症者一周通常来两次,而轻者每周只需要一次。

 

在中国,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越来越容易了。陶女士也有这样的从业资格证。然而,她认为考取了这种证书并不意味具有了成为优秀咨询师的资格。那些靠背书获得资格证的人缺乏大量的临床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心理咨询的实践尤为关键。而她在武汉三年师从挪威老师的三年的临床学习经验,为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她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并依托大量案例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但她努力避免把任何现成的经验套用在新的案例上。她说:“即使我们熟悉来访者表现出的症状,也必须要保持对于他的好奇心。因为,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并且他们的心理始终在变化与成长。”

南京,骑车游天下

Nanjing, Bicycle Journey

 

我们在南京长江大桥下遇到了两个背包客。他们骑着山地车,时而停下照相。图片中,他们正在拍摄这座著名的大桥。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旅程开始于一个月之前,起点是北京(距离南京大约1200公里)。现在,他们旅程已经过半,终点将是千里之外的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