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体育场里的老农民

 

 

 

我们在五台山体育馆遇见了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他过去是个农民,现在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来这里。其他的老人下午聚在这里多是

 

 

一起打打牌、下下棋或是来场乒乓球比赛,而他却喜欢独自运动。每天,他平均要花两个小时把体育场上的健身器械都玩一遍。如果累了,他就在遮天的梧桐树下捶捶腿,捏捏脚,休息一会儿。

 

 

老人说他的妻子在十年前去世了,自那之后他只身一人来到南京,以停车收费为生。他的三个孩子都住在扬州,大女儿是个医生,二女儿是个高速公路收费人员,小儿子则是个老师。他们现在都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了,每个都赡养得起自己的父亲。但是,这位老人却拒绝和子女住在一起。他说不是他们不想赡养自己,而是自己不想麻烦孩子们。他解释道,

 

 

 

老一辈和小一辈间存在着许多思想上的代沟,在家庭生活中会产出许多摩擦。这位健谈的老人给我们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在日常饮食、抚养孩子乃至睡觉习惯上的看法分歧。他说他这把年纪再也无心为这些琐事烦恼了。

 

 

尽管老人已经在城市生活了十年,他仍旧向往乡村生活。他宣称住在农村的人从来不会患上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富贵病”。乡里人根本不需要体育馆,他们每天都在更开阔的农田上劳作,连呼吸的空气、饮的水都比城里的来得干净清爽。乡下人也不会像城里人那样,摄取过多的糖和动物脂肪,他们会吃更多的新鲜瓜果、绿叶蔬菜和粗粮。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说道:“这种病绝对不会找上农村人的门的。

 

 

这样一个热爱乡村生活的人为什么要留在城里呢?老人说,老伴儿去世后,他在乡下就没有伴儿了。在城里,他至少有一份工作可以打发时间,有几个朋友可以聊聊天,还能在体育场里锻炼锻炼身体。而在村子里,他除了一小块耕地以外,一无所有。

 

 

“我这一生唯一的遗憾是她离开得太早,”他缓缓地说着,一丝苦笑挂在脸上,“ 她是2002年去的,自那之后我就再也不怕死了。”

我们聊起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年轻的时光是最美好的。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不用征得谁的允许。但是现在我可不能冒险了,几乎连那种年轻、自由的感觉都忘记了。”

 

 

 

 

 

 

南京,水果小贩

 

这个卖芒果和桃子的女人拒绝了我们为其拍照的请求。她说城管都知道她,害怕一旦这些照片传到网上被城管发现,他们就不再让她做生意了。

 

每天早上7点,她就得去水果批发市场进货。之后,她会来到这里——她的固定贩卖点,旁边是一家研究所——开始她的买卖。然而,她只能在1点到2点半这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内做生意,时间一到就撤摊回家,因为2点半后城管会来这儿例行检查。如果被他们发现了,她的水果就得被没收。她还说:“我们想给城管一些钱,在这长久做生意,但他们不肯。”

 

其他小贩都纷纷围了上来,打趣她太害羞,又吵着劝她接受我们的拍照请求。一个中年男子有些忿忿不平地向我们抱怨:“看到乘着宝马车进研究所的人了吗?他们属于这个社会的最上层,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再看看这些小贩,她们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只能靠这点小生意维持生计。政府可以给社会精英更贵的车子,更便宜的房子,但连一点小地方都不愿给这些小贩,这公平吗?”

 

 

北京,台球

 

 

台球不经意间,在中国,以“优雅”、“绅士”而为人熟知的运动已经有了20年的历史。

如今,台球俨然成为中国最普及、参加人数最多的运动项目之一。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有超过5000万人打过台球,2500万人经常打台球,每天有50至100万人在打台球。可以说,台球运动的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国球乒乓球。

上个世纪80年代,台球这项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代表”的运动悄然在中国兴起。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台球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只是在那个年代,它被标榜为“贵族运动”,普通百姓与之无缘。这一次,伴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台球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神州大地蔓延开来。无论沿海抑或内地,无论城市抑或乡村,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两条板凳支起一个台子便成了台球桌,一群男女围在周围玩兴正浓。

 

1986年,中国台球协会应运而生。这之后,各地方台协也相继成立。有人说,“官方机构”的成立标志着台球在中国不再只是一项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它开始作为一项竞技体育运动被列入每年的全国体育竞赛计划之中。一时间,台球似乎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被称为“中国台球大王”的甘连舫创建了“星牌”见证了中国台球的昨天与今天。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修路工人竟然造就了“高雅”、“绅士”的台球运动在中国的流行。他的售价不过350元

进入21世纪, 如果没有丁俊晖的成功,台球还只是很多孩子的业余爱好,丁俊晖功成名就之后,许多国人惊异地发现:原来台球也可以改变命运!

除了在户外的许多街坊邻居一起玩的台球桌外,今天还可以找到很多的台球桌和台球场地。上海现在有400家球房,平均每家有15张球台,平均每天有200个客人,每天就有8万人在打球;北京有15张以上球台的球馆有500家到700 家;广东的台球发展得最早,东莞市就有300多家球。

照片中是周边菜市场工作的人。其中两位姓李,最年轻的那位姓徐。他们付了一块钱来玩一次。

注释:某些照片中的可见背景广告,用蓝色字体写著:扑克游戏,麻将,专业培训

 

 

 

北京,严肃的纸牌游戏

 

在一片新公寓房的后面,紧挨着东风公园,有一片平方的小村庄,所谓的城乡结合部。

 

这里本来是一片坟场,从晚清开始就存在了。当时,这里住着的人大多都是守坟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坟场被迁移清理,开始种植蔬菜庄稼,成为农场。

 

我们穿过该区的时候,路边有很多棋牌室。我们在一群玩牌的小伙子的棋牌室停留。他们正在玩赌钱的斗地主纸牌游戏。

 

这群小辈是几代以前从自江西省来到北京的孙辈们,当时北京缺乏新鲜的肉食。这群江西人开始做起了屠宰和贩卖新鲜猪肉生意,满足北京市民的鲜肉需求。在那时,白天很多人赌博玩牌,晚上他们屠宰做贩肉的生意。1994年,政府规定结束了他们的屠宰生意,因为当时规定个人不能屠宰牲畜。

禁令颁布以后,很多江西人住在这个区域,经营贩肉的生意。

 

这里的居民不再期待这个村庄能在短期内被拆迁掉。因为这片地皮已经升值,政府需要很多钱来拆迁。

 

这边的居住条件很简陋,但是房租的价格很高。棋牌室的老板需要付800元的月租来租这个棋牌室,对于有一个即将要上学的孩子的他来说,昂贵的房租也是一个负担。

 

 

 

 

 

北京正在消失的胡同

 

 

他们正在慢慢地消失,但你仍然会发现他们在北京无处不在:胡同或弄堂。这种区域在一二十年以前建造的。

这类建筑,通常只有一层高,往往草草的建造和缺乏私人的卫生设施。就像在北京市中心的老胡同,居民共享公共厕所,淋浴需要去澡堂。迷宫般的小巷连接胡同内的房子,在胡同外你会发现小商店和餐馆,提供生活必需品。

 

通常,这些地区被包围在现代高层商业或住宅楼宇内。一方面这在生活条件方面形成了贫富差距的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富裕和贫穷不是(尚未)被各区隔离。这让大部分地区生活在城市街道上的是(仍然)摊贩,小餐馆和热闹的聊天或玩的人在街上打牌和下中国象棋的人们。

 

正是这种异质的环境往往是充满惊喜。前一段时间我被在这样生活在一个贫穷的胡同的中国朋友邀请的晚宴。那一天下雨,在我进入他家门口之前,我的鞋是完全覆盖了泥。在房子内部,是灯光昏暗,一张简单的折叠式桌子的小房间,被当做一间餐厅。我们的东道主邀请了另一位朋友,在用餐间我们畅谈了传统的北京菜还有 “白酒“(非常烈的酒)。最后,我们交换了名片。回到家里,我又看了一遍他的名片,我发现这位朋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和富有的人,即领导着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的副执行经理。

 

最终所有这些贫困的胡同区将消失,为新发展项目让出了道(除了几百年的老胡同,正逐渐翻新成为富人的新家园外)。这些地区的消失让很多有怀旧情怀人感到遗憾,但据和许多居民的交谈中发现,大多生活在那里的人很期待他们的新房子与现代化设施

 

与胡同生活相比,在新高层住宅地区的生活,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社区意识的缺乏。对一个街头摄影者捕捉街景的损失,也是对喜欢热闹街景的人们的损失。不过对于那些居民自己来说,这并不能抵消他们的新家园所提供的舒适的好处。是那种从街头摄影完后的摄影师回到家的那种舒适。。。。。

 

 

 

 

 

北京,下岗工人

 

 

从1955年起,他就生活在这里了,这些房子是曾经的单位盖的,那些单位都黄了多少年了,但是房子还在。张先生下岗了,之后再也没工作。刘女士,张先生的妻子和他们的邻居杨女士也失去了工作,也没再被聘用。他们三个都靠政府补贴生活。(*)

 

张先生下岗后一直没有再工作,当问到原因的时候,他说他病多,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没法工作。

张先生所在的街区处于北京的中心地带,地价高昂,虽然一直在规划拆迁,但迟迟未开工。在这片老房子的中心地带有一颗已经枯死的树,树龄估计有五六十年,很高大。居民多次和政府反应过这个安全隐患,但是没有人出面解决问题。

张先生说,这里的邻里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邻居和在茶叶街(北京最大的茶叶交易中心)附近工作的人们没有任何接触,这些人大多不是北京本地人。

 

张先生说他对这里很有感情。他自小就住在这里。但是如果他有钱的话,他还是很乐意搬到现代的高楼公寓,或许是其中一个郊区。他说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他已经受够了这区的嘈杂环境。刘女士和杨女士也附和着愿意搬去高层公寓居住,如果负担得起的话。不只是因为旧房子的质量不行问题。张先生指着胡同附近的一栋楼说:“那幢楼很旧了,但是它没有在唐山大地震(1976年)中毁坏”

 

(*) 2003年中国经历一波的民营化政府独资企业。结果,很多工人被解雇。大多数年轻员工收到的资遣包。年纪较大的雇员经常选择了接受基本的,而且通常不 变,每月支付的补贴,直到他们退休为止。因为补贴是很基本的,也不是通货膨胀后换算为可能支付足够的基本生活费。在过去这就引起了几个荡动。有些公民因年老 而不能工作但是确实需要钱的时候,可寻向当地社区寻求帮助,社区可以每月提供一笔小的资助以确保他们的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这个数量是在北京大约有400元每月。

 

 


北京,李保田先生

 

李宝田,今年60岁,出生于北京,六岁时因为北京人口太多被驱逐到吉林近内蒙古一带。每年大风沙天气让他很受不了。他的妻子是蒙古族,生有两儿一女,儿子分别为,34岁,33岁,女儿30岁。他们全家于99年迁至北京来打工,两三年后除了他,他的家人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而又回了吉林

 

 

 

他的家庭主要从事农作,以种杂粮为主。粮食的价格也上涨。他现在从事看守电塔废弃材料的工作,已经看护那堆材料4年之久。有夜班制,三人轮流看护,今天刚好轮到上夜班,从晚上10点至凌晨4点。60岁的他对于熬夜的辛苦完全没有问题。

 

问起他在6岁以前在北京的记忆,他告之还记忆有新,最愉快的时光当属幼儿园时期的生活,还有放烟花,这种烟花的名字叫老人头,是一个头戴帽子的老人,在帽子端点上火就“吃里啪啦”开始了烟火,可好玩了。

 

以及58年时,麻雀作为四害之一,为了消灭他,全部居民都不上班,在屋顶在各处,掏窝、捕打以及敲锣、打鼓、放鞭炮,轰赶得它们既无处藏身,又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最后累得坠地而死。那麻雀纷纷落地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讲到他在文革时候受到的伤害。他原名叫李小平,因为中国有邓小平,所以他必须改名,现在的李宝田来自于他自己的口号:手捧红宝书,种革命田。父亲死于动乱被打死了,后来平反时,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很大补偿,为其父亲开了追悼会,恢复了政治名誉,还有两千元的补助,当时的两千元相当于先在的几万吧。他感慨着说。

 

 

 

 

 

 

 

(*) “除四害”有由来已久。也以“麻雀战争”或者“中国麻雀战”为人知晓。1958年,二

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在10年或者更短时间内消灭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1960年,麻雀被“平反”,因为麻雀专吃害虫,尤其是谷物的害虫,害虫没有了天敌,成片庄稼被毁。虱子替代了麻雀的位置,成为四害之一。由此四害变为:苍蝇,蚊子,老鼠和床虱。1998年,一些地

方除四害行动中,将蟑螂替代了虱子。

 

 

 

 

 

 

 


北京,刘先生

 

刘先生曾经是一名京剧艺术家,现在在经营一家鲜花和饰品商店,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

我以前是唱京剧的,唱青衣,因为声音比较高。京剧里的声音来自于丹田,我们中国人是讲从丹田用气,而不是用嗓子。

 

如果发声不正确,嗓子就坏了。为什么嗓子会坏呢?过度劳累或者感冒这些可能都是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嗓子本身就不好,如果好就不会坏了。有的人嗓子一辈子都好,客观的说不是因为保护的好,而是天生的好。

 

我在全国各地都有过演出,那段时间很辛苦,但是很开心。我的第一次大型演出是在1963或者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朋友。大的、小的剧场都有过我的身影。珠市口大街是一条界线,有名望的演员才能去北城演。从南城到北城的路是艰辛的。

 

我从戏校毕业,恰巧遇到北京京剧团收编,我赶上好时机,可以到北边来演出了。北城有吉祥、大北、首都等剧场,南城就是珠市口一带的天桥,在天桥很小的范围内容纳了很多的剧场,也出来了很多有名的名演员。

 

现在的天桥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你们周末的早上过来,仍然可以看到天桥的中幡、摔跤等节目。

 

以前的天桥像个大市场。那儿有个说相声的,没有学问,但是他会写沙书,他在手里攥一把沙子,在地上撒成字。但是现在会写沙书的人很少了。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红娘》里的红娘。因为是喜剧,所以我喜欢。我不喜欢悲剧,看着让人难过,喜剧才让人高兴。

 

虽然塑造负面角色显得更有技术含量,但我还是喜欢正面角色。比如看电视剧的时候,如果出现特别坏的角色,我就会觉得不舒服,我会走开等那个人物消失了再回来继续看。人都是喜欢善良的人。

 

在家我什么音乐都听。我女儿是玩儿摇滚的,我觉得太闹,但是她强迫我听。我听京剧的时候,我妻子和女儿都不愿意听,我就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听。另外我还比较喜欢怀旧的老歌。

 

我女儿白天在银行工作,业余时间给指人儿乐队做组织工作,我还有一个侄子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是痴人乐队的贝斯手,说起音乐,他们更资深一点。

 

在鲜花和装饰品店边上,我和爱人还经营着一个饭馆,刚开了一个月,是老北京风格的。我主要负责花店,我爱人主要负责这个饭馆。

 

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开饭馆,之前09年我们开了一家饭馆,签了18年的合同,但是过了一年多那边就要拆迁了,所以我们又在这里开了饭馆。之所以选择开一个饭馆,是因为想体现自己的价值,看看自己是否有能力做这样一个事情。开饭馆让我感觉很充实。

 

我爱人和我相处的很好。我们总是有话题聊,而且在同一件事儿上总是能一起说出一样的看法。我们现在正在计划和家人下个月去香港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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