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七家湾 “搬迁”

Nanjing, Qijiawan

 

 

七家湾,南京, 2013年3月.

 

杨国顺的屋外有大大的“搬迁”二字。这样的字样,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表明这个房屋已经指定拆迁,通常是为一个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让步。

在拆迁的字样旁口用粉笔写着一些字:

包办民意最易,包办民意是为自己。

附和民意最难,附和民意是为利民。——民国老宣”

房虽旧,避风雨,安居乐业喜淘淘。

屋不大,三代人,国共两党经两朝。 ——杨国顺”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

 

 

Nanjing, QiJiaWan

 

 

杨国顺,回民,68岁,出生在这间平房里。年轻时是工人,后来在城建部门从事行政工作,相对于其他居民看起来更有学识一些。这间砖混结构的房子有100多年历史。平房上有一间阁楼,根据杨国顺的介绍,在拆迁进行之前,他们一家三代人就住在这里,儿女们就住在阁楼上。

 

自从三年前开始拆迁后,他的儿孙们就住在外面,只有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尽管工程队已经上门5次,他从没遵循安排搬离。他认为自己的房子是文物,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被政府强制拆迁。杨国顺给我们展示了一份呈交给文物保护部门的文件,文件陈述了拆迁活动对房屋造成的破坏。

 

 

Nanjing, Qijiawan

 

 

据杨国顺介绍,这里是南京的回民聚居区,这一片区原来有4200户居民,经过3年的拆迁,现在只剩1300户。由于缺乏有效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抵抗不合理的拆迁运动。他们希望政府搞城市建设能更多着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是仅仅把人弄走。

 

杨国顺提供了一些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政府的拆迁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提升城市形象,还为了在这片区域建立一个旅游景点。名为“江南七十二坊”的这个景点将依据“明代十八坊”的仿古风格建造。政府想要通过这个项目重新塑造老城南风貌,展示历史悠久的江南文化。杨国顺给我们展示的资料中政府曾承诺剩下的1350户居民将得到3000套保障房。

 

 

Nanjing, Qijiawan

 

 

杨国顺坚信所谓的江南七十二坊就是骗人的,对这个项目的合理性他提出了质疑:“古代只有十八坊,他非要弄个七十二坊不是骗人么,因为政府想要卖地赚钱!”杨国顺补充说,拆迁过程也是不合理的,这个拆迁活动在规划没有被完全批准时就开始了。他说他和其他剩下的居民们渴望被倾听和尊重,而不是被政府用来谋取私利。

 

我以前在单位搞城建的,所以了解多一点,以前安置这些居民的方式是搞福利分房,或者支付一定金额的赔偿金,赔偿金的金额三年未变,只给我们7000块一平方”杨国顺介绍说。居民被告知即将重启的拆迁行动将按照3年前的标准进行补偿,价格严重偏低。大多数接受政府政府房屋分配措施的居民生活状态很差,政府提供的保障房都在郊区,十分不便,更糟糕的是“有的人至今无家可归”。

 

 

Nanjing, Qijiawan

 

 

这时另一个中年人,赵先生加入了我们的交谈。杨国顺介绍道:“这是我的邻居,他有很多话要说。”赵先生告诉我们他以前是回族,后来转变成了汉族(他已经不再是穆斯林)。

 

我从70年到80年这个期间就一直睡在马路边上,”赵先生说,“我一家六口人,全家睡在马路边。政府把我下放到农村后拿走了我的房子,当我回来时,就再也没有权利住进自己家了。我只能在路边睡了十年”。赵先生说他们连棚子都没有,只有一张不舒服的席子。

 

赵先生向我们描述了他当时的生存状况:“我上有父母,下有弟妹,在寒冬腊月里睡在路边上。就在这里,南京白下区。那时候没有人要我们走,没有人帮我解决住房。我吃的是什么?是在垃圾里面捡来的菜,一家人就吃这个!或者到饭馆里面端一点人家吃剩下的。政府那个时候没人关心我们的生活状态。”他还告诉我们那时在南京有17万人过着同样的生活。

 

赵先生还向我们解释了当时为什么无房可住:“我们的房子是被政府买去了,要你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我们全家放弃了城市生活都去了农村。”在农村里,赵先生一家仍是没有房子。他告诉我们:“农村的房子属于大队,不归我们。人家吃饭的时候可以吃各种菜,我们只能顿顿吃小麦。

 

 

Nanjing, Qijiawan

 

 

赵先生告诉我们,他没怎么上过学,只上到小学4年级。“我没有读书的权利。我被下放到农村的时候只有十岁,十几年的时间就浪费在农村了。”他几乎不会读书写字。他感叹道:“像我这样的人,几乎就是文盲,早就被社会遗忘了,我们都是没啥用处的。”没有一个体面的教育背景,我们被认为是最低贱的阶层,一无是处。他苦笑道:“每个人都必须要成长,这是没办法的,我在逼自己变得更坚强。

 

赵先生没有稳定的工作。他靠平日里捡垃圾和跑“单帮”为生。“单帮就是做小生意,那时候叫投机倒把,把南京的东西拿到外地去卖”杨国顺说。赵先生叹气说:“像我们这种没有文化没有体力的人到哪里找工作?就在社会上荡到现在。你肯定觉得我三十多年了都没个工作很丢人!天天飘飘荡荡的在外面找一些零杂活干干。我们就是过着这样牛马不如的生活”。不过,赵先生现在每个月都交养老保险,将来等到60岁后,他每个月就可以领养老金了。

 

 

Nanjing, Qijiawan

 

 

赵先生结了婚,有一个21岁的女儿。现在,她在南京上大二,专业是平面设计和三维动漫。他说:“唯一让我觉得舒心的是看着我的女儿一天天长大,那时候我是开心的。但是,当我走出门以后看到这个无望的社会,我又绝望了。”他并不清楚将来女儿会从事什么工作,他也没有能力帮到她。他担心女儿不能像他一样坚强,没法在更加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我们在那个年代没有吃的,没有自己的房子,现在什么都没变。政府又要拆房子,又号召我们到农村去。一切仿佛回到过去了,”赵先生说,“我们到1981年才从政府那拿回房子,现在又要搬迁,我不知道我心里该怎么想,要怎么办,我是离开还是不离开?我不知道,我喜欢这里。”

赵先生不满政府把他们再次弄到郊区去。他哀叹道:“我们到那里去,将丢失唯一的谋生手段。我们现在已经是社会第18层地狱的人,到那里去,我们更艰难。”赵先生和其他居民们都很清楚这点,因为那些搬离这里的人们过得很不好,很多人都还没有拿到房子,都在外面飘泊流浪。

 

 

Nanjing, Qijiawan

 

 

我们告诉他们,如果把这个放在互联网博客上,他们可能会遇到麻烦。赵先生说:“我不怕,不怕死。死对我来讲就是升天,就是享福去了。”街坊们也都赞同。杨国顺又道:“我们认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是爱国的表现。人人都不维护,让公权力走出牢笼,在全国泛滥的话,国家政府都会受到损害。所谓爱国的表现就是要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禁止公权力的泛滥。

 

街坊们认为,如果中国一直是政府权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那么老百姓作为低层将永远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利,更何谈和谐社会。“只有拨开云雾啊,才能见到阳光。”

 

杨先生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参观,走之前我们留意到他家里还有一些富有生机的小生物。杨先生笑着说,“不管生活多么艰辛,我们中国人都会追求生活的美好。”

 

 

Nanjing, Qijiawan

 

 

我们又去了赵先生的家。他的家占地14.4平方米,位于评事街边的小巷里,除了合法的面积,他还有三间违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干,政府也是默许的,但是现在这些违章面积是不享受拆迁补贴的。

 

评事街古代叫做皮市街,是贩卖牛皮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多有100多年历史。一位出生在这里的大妈介绍说: “评事街以前是南京最繁华的街道,比新街口还繁华。拆迁4年,这里被弄得一塌糊涂。拆迁的人就是流氓,一百多人拆一家,为的就是把人赶出去。”当问到拆迁安置的情况时,大妈表示政府根本不会提供一个合理的拆迁补偿。他们强烈要求能够留在这里,因为离开这里来到郊区就意味着工作丢失。“我们不会放弃的,我们以前告到过温家宝那里,我们一定要坚持告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当我们离开七家湾地区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位于鼎新路的一个老小区的前门,门上写着“拆迁指挥中心”。一个路人发表了他对于拆迁的看法:“这里的房子太老,太破也太不安全了,我觉得是不应该保存了。”

 

 

Nanjing, Qijiawan

 

 

 

南京,巩洪建先生

Boats on the Yangtze river

 

在南京河西新城区的偏远的西端,长江的一段较窄的支流缓缓流过。大大小小的船只停泊在江边。余先生和他的老伴儿许女士就坐在一条船的甲板上,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余先生今年65岁,在江上打渔已逾40年。和过去相比,如今已很难收获累累了。他告诉我们,扬子江里严重的水污染是鱼量剧减的原因。这一段江水是秦淮河的出水口,每天都要接收从闹市区流来的成吨污水。同时,他也不满在离江仅半公里距离的地方建设住宅区,从那儿排出的污水加速了水质的恶化。

 

 

 

余先生的朋友巩先生是船的主人。1958年他出生于位于苏北的县城新沂,之后在上世纪70年代随家人搬迁到南京。他的父辈以打渔为业,但决定不再以渔为生,而在化工厂做一名配料工,之后又从事了许多年的保安工作。2006年退休后,他花了近3万元买下了这条长约24米的船,重新拾起了打渔的营生。

 

这条渔船并非他的家,而只是他的工作和娱乐场所。他和他的渔民朋友们早上出江打渔,下午就把战利品带到市场上去卖。他们都是好客之人,平时常常邀请朋友上船喝酒打牌,谈天说地。

 

 

据巩先生讲,近些年来每天的鱼量很不稳定。然而,他们仍然能够常常捕到大鱼。在他朋友的船上,我们就看到了一条长近一米、重达八斤的江鱼。巩先生告诉我们这鱼一公斤就值160块钱。他还向我们展示了今早刚刚捕到的小鱼,每公斤可卖到30元。如果碰上好运气,他们还能捕到野生的大螃蟹,每公斤至少有200块。

 

除了打渔,巩先生还是个善做木制船模的手工艺人。他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花费了逾两个月的时间制作了两艘大型的船模。然而,他没能够在五月份钱完成他的作品,最终错过了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作品的最后期限。如今,一艘船模陈列在南京体育总局的大厅里,另一艘则作为私人收藏被巩先生保存在家里。

 

 

由于这两艘船模是特意为北京奥运而制作的,它们被巩先生赋予了许多富有含义的细节。例如,它们的长度是2.08米,暗示着奥运的年份“2008”。它们都有五道桅杆,意指参加奥运盛会的地球五大洲。他在第一道桅杆上刻下汉字“京”,第二道桅杆上刻下奥运五环旗,第三道主桅杆上刻下中国的地图。在船中央、共有三层的船舱上,他刻下了中国古老的图腾:龙。在船的后甲板上,他又布置了一个亲手制作的鸟巢模型。

 

他说为了捐出这两个作品,他已经倾尽了全力。他几次三番请求南京体育总局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协商,但奥委会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五月份后,奥委会只能接受官方捐赠,关闭了民间捐赠的通道。巩先生意识到自己几乎已经不能捐出自己的心血了,他只能决定将其中的一只捐给南京体育总局。

 

 

现在,他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为2014年南京青奥会制作一艘长达2.14米的船模。他承认这一次他不再有当年的热情了,因为制作这样大的船模太过耗费时间和金钱。例如,为了制作北京奥会的两艘船,他在两个月中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由于他对于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他选择了上等的木材作为船模的材料,成本近8000块。

 

巩先生告诉我们他曾经想成为一位真正的手工艺人,然而他很快便发现这不过是一个幻想。退休之后,他决定在南京的闹市区租一家门市专卖自己的作品。一年后,他售出的模型寥寥无几,只能草草收场。他清楚失败的原因是定价太高。比如,他的一艘70公分长、造型简单的船就要卖500600块。考虑到他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他认为这样的定价是完全合理的。随后,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没什么装饰的模型。“即便是这样的小的模型也要划算一个星期时间,”他说,“同样的一个星期,我可以用来钓鱼,保证可以获得至少600块的收入。这样的话,我倒情愿打渔。”

 

 

巩先生现在更愿意将船模制作当作是一项爱好。他说他不敢再梦想某个有钱人能够以高价买下他的船模。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把船模卖给而是捐赠给南京体育总局。他仅仅是期望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他遗憾不能向我们展示他与徐悲鸿后人、南京博物院院长徐国平的合照。他说:“现在,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那就是赢得像他这样的人的认可。”

 

最后,巩先生说:“很久之前,我还很喜欢摄影,但我没钱买车去走遍四方。就像,在孩童时代,我爱学校,但我的家庭没钱给我付学费一样。”

 

 

南京,殷牧师

 

殷先生是南京江苏路教堂的牧师。

 

他告诉我们,尽管教堂的规模不大,它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它由一群南京本地的基督徒创建于1941年,1947年到1999年之间换过三次地点。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一段时间(1966-1981),它被迫终止开放被占作它用。1999年,它被迁到了现在的江苏路地址,一直在这里,已有了11年的历史了。

 

尹先生出生在中国东北吉林省的一个小城市。他在南京呆了15年,现在已然是这里的本地人了。1996年他进入南京协和神学院开始本科学习,并且在毕业后又攻读了硕士学位。当我们问他为什么选择背井离乡来到这么远的城市学习神学,他解释说在中国只有南京的神学院是全国性质的,具备最高的认可度。据他说,中国的神学院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相较而言,全国性质的神学院享有最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最权威的地位。

 

英语神学职业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工作,我们很好奇为什么尹先生当时决定学习思想并且选择将它作为一生的事业。他告诉我们说这取决于他的家庭和他学习、参悟基督文化的经历。因为他的父母都是牧师,所以从小,他就有机会接触宗教文化。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感到整个生命由于笃信耶稣有了升华,从而坚定了他追随上帝的信念。在他面对职业选择的人生交叉点,他听到了上帝的神召,继而决定奉献一生服侍上帝。

 

去年,在当了六年传教士以后,他终于被提拔为牧师。他的主要职责包括传道,做礼拜,处理教堂的日常事务,向其他教堂的牧师讲授神学知识,并且有时担任婚礼或者葬礼的主持人。过去,很多参加葬礼的人会介意他们抛弃了中国烧纸钱的习俗。但是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尊重基督的仪式,这样的冲突就不再会发生了。

 

同时,他还需要支持一年一度的受洗仪式。通常,每年只会在七月才会有一次大型的受洗典礼。然而,如果受洗人有特殊的由于,比如年老、残疾,他们也会到受洗人的家中为其施洗。除此之外,尹先生也是一位很棒的顾问。人们会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来寻求他的建议。他们其中的有些人是为了在转信基督教或皈依基督教前解释心中关于信仰选择的疑惑。有些人是为了解决在阅读圣经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有些人则是为了放松来自于家庭生活中、人际关系和工作等方面的心理压力。据他说,在中国 60% 70% 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所以,他们很有必要去作这些人的倾听者,去帮助他们生活得有关爱,有希望,有信念。

 

 

谈及他的家庭,这位繁忙的牧师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他在南京结了婚,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今年七岁了,小女儿则是今年五月才出生的。他们一家人过着典型的基督教徒的生活,餐前祈祷,睡前阅读圣经。“我非常快乐”,他直言道,“因为我可以看到我的孩子们在上帝的庇佑下成长。”

 

除了个人的工作与生活,尹先生也非常乐意与我们分享南京地区的基督教发展情况。二十年前,在南京仅仅有两三千个基督徒,但是现在这个群体已经发展到15万 人。绝大部分基督徒是新教徒。他给出了两条原因,以解释为何短短二十年内基督教经历了如此迅猛的发展。首先,每个人都有信仰需求。当今中国,众多改革与变 化正在发生,伴随而来的是多元价值观的兴起。我们每天听取宣扬着或个性至上、或利益至上、或效率至上或其他某种价值观的声音, 开始逐渐的迷失了,再也没有了精神上的归属感。因此,许多人开始有了精神世界的需求,他们急需要一个声音,可以坚定地告诉他什么才是普世的真理。其次,一 个越来越开放和包容的社会使宗教的发展成为可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宗教被视为迷信,始终为政府所禁止。即使人们有宗教需求,他们也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利。 然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开始慢慢认同宗教的作用,并且开始学会尊重民众的信仰自由。

 

尹先生很反对称中国的教堂是在模仿传统的西方教堂。他认为,尽管基督教源于西方,并且在西方已有了近两千年的历史,它所宣扬的价值却是超越国界的。中国教堂的使命是使用最易被接受和最高效的方式去实践并且传播这些价值。他强调说,中国的教堂并非一味追求与西方教堂形式上的严格一致。而是追求思想内核上的统一。“我们常用二胡和古筝来演奏赞美诗,建造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教堂,在传道中引入中国的实例,等等,”他说道,“在基督教的方方面面,你都可以发现所谓的‘中国特色’,包括音乐,诗歌,书籍,仪式和建筑,等等。”

 

最 后,尹先生同我们讨论了中国教堂和中国政府间的关系。第一,在中国教堂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官方组织领导的,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大教堂,也不存在一个像红衣主教 或大主教那样的领导者。各式各样的教堂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不乏家庭教堂甚至是非法教堂。其次,中国的教堂不需要向政府纳税。最后,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看 法正由最初的禁止态度转向尊重与支持。例如,南京政府正在市郊地区投建一个可容纳5000人的大教堂。他认为,中国的教堂的确需要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充足的资金资源,也可以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

 

 

南京,陶女士

 

42岁的陶女士是南京境一念心理咨询中心的经理。尽管她大学主修的文学而不是心理学,她对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动力理论有极为浓厚的兴趣。2003年,她师从一位挪威的心理学家,得以全面系统地学习心理分析。2004年,她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心理咨询生涯。

 

境一念心理咨询中心由陶女士及她的好友杨女士和陈先生在2006年一手创办。在建立的初始阶段,经营这个中心遭遇过许多困难。因而,在2007年杨女士和陈先生离开了中心,追求更好的事业。

 

据陶女士说,心理分析和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历史非常短,大概可以追溯到文革之前。当时,一些西方的心理分析理论被传入中国。然而,心理学发展的良好势头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停滞了。文革结束后,一些医科大学又恢复了精神病学科,心理学因此得以继续发展。文革后的第一批精神病学专业的学生在日后成为心理分析领域的支柱。陶女士告诉我们,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她的老师。

 

 

陶 女士告诉我们,中国的咨询师主要使用西方的方法做心理咨询,例如佛洛依德的精神动力学或沟通分析理论。不过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正在努力尝试将中国古代哲学融汇到精神分析中去,例如禅宗、儒家、道家的思想。在过去的几年中,她一直在学习禅宗智慧,并将自己的有益发现使用在自己的案例之中。

 

陶女士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尝试是必须的。首先,中国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已遭受过太多灾难。150年的战争和10年的文革造成了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创伤。其次,中国缺乏对于儿童的精神教育,传统如此,现代教育也是如此。这种无知造成了许多孩童的人格扭曲。基于此,中国人有着许多特殊的心灵创伤,这些伤害仅凭舶来的治疗方法是不够的。

 

陶 女士说:“在精神动力学的治疗中,咨询师将尊重客户作为首要原则。所以,我们通常不称客户为病人,而称为 ‘来访者’或者‘个案’。”陶女士并没有发现她的来访者中有明显的年龄、学历和社会背景的趋势,因为来访者众多,且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不过,她确定所有来 访者的年纪基本介于20到30岁,他们都有钱支付咨询费用。在每年的考试季,要高考或者中考的孩子也会找她来缓解心中的压力。

 

 

在 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中,精神疾病可按严重程度的差异分为三种病症,分别为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和神经症冲突。在法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心理咨询中心可为这三种 病症提供治疗。然而在中国,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咨询中心尚不能处理精神分裂症。因此,陶女士的来访者都是有人格障碍或者是神经症冲突。

 

在 绝大多数案例中,来访者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格障碍或者神经症冲突问题。最初,来访者找到陶女士都是为了解决生活中常见的问题,例如他们在处理同事关系、 友谊、亲密关系和工作学习压力等等问题时的困惑。实质上,这些问题只是某种精神病症的表象。陶女士需要使用极为复杂的精神分析技术和技巧,例如基于佛洛依 德防御机制理论和鲍比依恋模式理论的技术,去跟踪评估这些症状的根源。

 

区分来访者的病灶是人格障碍还是普通的神经症冲突极为关键。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咨询师来说,解决神经症冲突仅仅需要一到两次交流。但人格障碍的治疗则需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她称人格障碍治疗的过程为人格整合。

 

 

陶女士告诉我们人格障碍和神经症冲突的根源都是来访者的童年经历。患有这些病症的人没有能够和他们的“妈妈”,意指他们小时候的监护人如父母、爷爷奶奶、其他家庭成员或者保姆等等,建立正常的沟通和联系。监护人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容易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留下烙印。人格障碍比神经症冲突更严重的原因是这种伤害产生的年龄段更早。

 

人格障碍可能产生于各种来访者三岁前经历的精神刺激,例如父母的早逝、父母的早离婚,家庭暴力,遗弃或是重男轻女。她补充说本身就遭受精神创伤的父母,比如死亡恐惧和畏惧遗弃的父母,容易将自己的病症传染到自己的孩子。例如,在中国三年灾害时期,中国人必须要面对亲人的离去。在一些家庭里,原本许多孩子可能最后幸存极少数。这样的惨剧极易造成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死亡恐惧。

 

许多患有神经症冲突的人都有俄狄浦斯情结,即无法建立一个正常的父亲-母亲-自身的三角关系。他们在六岁之后才会遭受严重的外界刺激。

 

 

陶女士告诉我们了中心的收费标准。老客户每次付300元,一次交流是五十分钟,而新的客户每次需要400元。我国的医疗保险不能用于交付心理咨询费用。她告诉我这个收费标准是低于南京同行业的平均水平的。许多资历比她浅的咨询师每次收费达500元。严重病症者一周通常来两次,而轻者每周只需要一次。

 

在中国,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越来越容易了。陶女士也有这样的从业资格证。然而,她认为考取了这种证书并不意味具有了成为优秀咨询师的资格。那些靠背书获得资格证的人缺乏大量的临床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心理咨询的实践尤为关键。而她在武汉三年师从挪威老师的三年的临床学习经验,为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她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并依托大量案例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但她努力避免把任何现成的经验套用在新的案例上。她说:“即使我们熟悉来访者表现出的症状,也必须要保持对于他的好奇心。因为,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并且他们的心理始终在变化与成长。”

南京,静水熙平心理咨询中心


孙先生今年三十岁,是静水熙平心理咨询中心的三个股东之一。这个私人心理咨询中心筹备了两年,去年正式成立了。


近些年,在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人心理咨询和治疗公司。然而,孙先生声称,心理咨询和治疗尚不是一个轻松的行业。去年,包括静水熙平在内的三家心理咨询中心成立,而现在其他两家都已经关闭了。他认为,对于心理治疗服务的需求呈现绝对的增长趋势,但多数人尚不能支付这项服务的高价。


他以精神分析治疗法向我们举例。精神分析需要长期高强度的治疗,一周就需要三次到四次的咨询。每一次咨询服务的价格依照咨询师的资历而定,例如他积累的独立咨询小时数和接受督导的小时数。在静水熙平,一次一小时的咨询服务可以为200元,300元,400元和600元不等,而孙先生的价格是每次300元。静水熙平的来访者多为年轻的70后、80后以及青少年人群,他们至多能支付30次咨询服务。






孙先生告诉我们,国内的咨询从业资格证由中国劳动部负责发放。咨询从业资格证共分为二级和三级两个等级,分别是向初级和高级咨询师发放的。



咨询从业资格证的考核要求是报考者必须要通过基础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的考试,并且要提供一些曾经负责的案例,以证明自身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解案例的能力。咨询从业考试的内容是现在最为普及的心理治疗方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论是最基本的,因为这是最早且最为经典的心理治疗方法。所有的咨询师都需要读一些弗洛伊德著作,不一定是艰涩的原文,也可以是摘要。第二种必须熟悉掌握的方法是认知行为治疗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大量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孙先生笑称它是原汁原味的纯学术方法论。这种方法指导咨询师去思考与发掘来访者的行为动机和反应。第三种方法主要指沟通分析治疗法,不至那样学术,它还有一些的衍生方法。





孙先生为我们简单介绍了中国心理治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心理治疗已在中国有所推广。当时,他的祖父,也是心理学家,和一些同事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心理治疗的研究和实践。然而,1966年到1976年间的文革将整个学科都摧毁了。在遵奉共产主义的中国,物质永远是第一位的。注重精神而非物质的心理学和学理治疗在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最早的那一代心理学家不是自杀了就是被捕了。他的祖父在被抓后,只能整日被强迫地去做一些可笑的事,比如打扫厕所。



十年的文革灾难完全摧毁了心理学的发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门学科才得以重建。2001年前,在中国只有一些采用药物治疗的心理学家,并不存在以咨询形式为主的心理治疗师和治疗方法。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向咨询师发放从业资格证书。孙先生认为,当时的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很多精神疾病并不能完全依靠药物,咨询治疗是必要的。






孙先生告诉我们,中国尚不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属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寻求心理咨询治疗不是因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而是因为想更清晰地了解自身。他的来访者主要是患有神经冲突症的人群,比如患有强迫症。来访者通常是与家人爆发了严重的争吵甚至是打斗之后向他寻求帮助的。他们的情绪极其低落,并且发现他们已经无力凭自己克服这些问题了。他和我们分享了工作过程中一个有趣的发现:他的来访者几乎都是来自于私企或者创业者,没有来自国企和事业单位的。他推测中国的公务员生活得很愉快,没有人需要这样的心理咨询服务。


由于督导孙先生的心理专家都是瑞典人,他有机会接触到丰富的欧洲心理治疗案例。根据他对于外国和国内案例的比较,他认为大多数的外国案例问题的根源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但中国的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多数是因为无法适应中国数十年间的社会剧变而产生的。



孙先生认为,瑞典来访者的人格障碍和神经症冲突多数产生于早年的家庭悲剧,例如性虐待和家庭暴力。由于瑞典社会环境稳定,很少有人会因为无法适应社会变化而产生心理问题。然而,中国的70后、80后们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遭遇了太多的社会剧变。上小学时,他们被教育要爱国爱党。但在长大后,他们发现多年的意识形态灌输根本是虚假、无用的。他们被迫去面对这个残酷社会中的各种竞争,被迫整日为物质生活而忙、奋斗。他们那样努力地去赚一个好房子,一辆好车,还有无数被视为婚姻必须、生活必须的物质条件,以至于他们再也找不回自我的精神世界。






既然这些心理问题都是社会变化所催生,孙先生有时会觉得自己无法为来访者根除心理疾病。然而,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都在努力指导来访者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 待困难。他的一位同事戏称,事实上心理咨询师们都在为政府工作,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平息来访者的愤怒,是指导他们去适应这个社会。



然而,在多年的实践之后,他更愿意形容自己的使命是释放来访者的心灵。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这个社会迟早会变得更民主更自由。他引用他的同事的话说,一群奴隶无法建立起一个自由的国度。中国的人民遭受着太多的心灵束缚,以至于他们生活得唯唯诺诺,很容易就屈服于政府的权威。更糟的是,他们对于权威抱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他相信,来访者通过咨询服务,会拥有更多的勇气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会更懂得如何不卑不亢地生活。





我们又聊了聊孙先生的个人经历。他大学期间主修的是中英比较文学。2005年,他考取了临床心理治疗的研究生专业,现在他还有一年就可以拿到同一专业的博士生文凭了。他学习与实践临床心理治疗已达七年。明年,他还将去挪威深造。

 

他形容自己的咨询风格是西方方法轮和东方佛学理论的综合。尽管使用西方的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案例,他的咨询服务建立在佛学智慧的基础之上。西方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治愈,而佛学的精髓是随缘。例如,在治疗中,他会使用一些西方的咨询技巧例如双人椅,即让来访者想象自己正与不在场的家庭成员交流。但是,如果他们拒绝,他就不会强求而是选择采用其他的方法。以主张随缘的佛教哲学为基础,他的咨询得以给来访者一种被陪伴的感受,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病人。他自信,人生低谷中陪伴,对于治愈来访者是帮助的。





孙先生说,如果在三四年之前,他同意西方的心理学过于注重个人的价值,以至于让人们把自私视作理所当然。但是现在,在对西方理论和佛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反思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首先,越来越多以“人存于关系”这一观点为前提的西方心理学说正在兴起。其次,他不再认为强调自我与强调关系之间存在冲突。佛学,尤其南亚的佛学理论也是基于个人而构建的。这些理论宣扬的是如果人们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他们会更有能力去爱护他人。他进一步解释说,更自由的个人有更多机会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而受困于太多心灵束缚的人们发现他们很难与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


孙先生承认,七年的临床心理学学习与实践对于他的个人发展影响深远。过去,他无法解决许多人际冲突和自我的困惑,而现在他生活得更为平和和快乐。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他希望能够发展出更适于中国人心理学要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目前,他正在努力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融合西方的治疗手段和佛教哲学。






孙先生告诉我们,“静水熙平”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于一部名为 “Almost Famous”的电影。他们很喜爱电影中的摇滚乐队的名字:Still Water. 他又说,这个名字也是受那句著名的谚语的启发, “Still water runs deep”,静水流深。



中心聘有七位年轻的治疗师,他们都想如谚语所说,精进自己的心理咨询事业和心理学研究。在中心前两年的准备过程中,他们邀请了瑞典和美国的咨询师对他们进行督导,举办研讨会。一年前,他们认为是时候正式成立中心了。目前,中心主要利用网络广告来吸引来访者。


下午两点钟,每周的主题沙龙开始了。大约十五个人参与了这次沙龙,包括三位咨询师,十几个南师大的心理咨询专业学生和心理学的爱好者。这次的主题是表达愤怒。每一位参与者都需要分享他们最近一次狂怒的经历。

 

陈先生,心理咨询师,他最近的一次狂怒是在汶川。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他和一支心理咨询团队奔赴汶川,对当地的孩子进行心理援助。他们的帐篷被安排在一群同样负责心理援助的大学生旁边。因为大学生没有被安排到任何任务,他们就整日玩耍,噪声连连。陈先生早已看不惯这帮学生的行为,最终忍无可忍,几近疯狂地指责了他们。






接下来的两个故事很类似。两个大学毕业生都非常想成为心理咨询师,但是他们的父母坚持要他们去从事一些收入更稳定的工作,比如汽车销售或公务员。其中一个甚至因为无法承受父母压力而离家出走。



另一个女孩是被一次性骚扰激怒的。她室友的男友在她洗头发的时候摸了她的屁股。她形容当时的感觉像瞬间被引爆了。她随即把水泼到了那男生身上,狠狠扇了他一耳光,并且要求他再也不要去她的宿舍。

 

大部分参与者在狂怒之后都很后悔。然而,孙先生告诉他们,这样的狂怒让他们更清楚自己的内心需求。通过表达愤怒,他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清晰的自我,听到内心更真切的渴望。






南京, 船员训练老师

 

 

图中的这艘大船是我们在鼓楼区西部、离长江只有1.5千米的住宅区内发现的。走近它时,我们才发现它只有半边。它建造于十四年前,是为了中国长航油运训练中心的船员而建的。

 

漆复元先生今年55岁,在这个职业学校任教已经超过十年了。他告诉我们这所学校隶属于中国长行集团。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984年,在1998年它被搬迁到现在的地址。全校总共有十位常任老师,并常常聘一些临时辅导。尽管规模不大,它是南京地区唯一的官方的船员培训机构。

 

 

 

 

想要获得航运从业资格的人必须要在这里接受专业的训练,以通过相关的资格考试。由于船员是一份稳定的职业,学校的生源是不会断的,每学期大概可以招到100多到300不等的学生。18岁到60多岁甚至更大的男性和女性都可以申请学习,但男女比例通常是10:1。

 

学校的课程可以分为三类,具体为河运训练,近海运输训练和远洋运输训练。

 

漆先生告诉我们,在成为老师之前,他也是一名船员,在船上负责的是电力供应。他形容早年的船员经历是枯燥但自由。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国的通讯网络很不发达。因此在船上他们很难上网,看电视甚至听广播。为了打发时间,他们也只能喝喝小酒,下下象棋,打打牌或读读书。然而,他们很享受每次航船靠岸的时光。航船入港后他们可以有六个或更多小时的自由时间,期间他们可以在港口附近的城镇走走停停,尽情地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无拘无束,非常快活。

 

 

 

 

然而,在结婚后,这一切都变了。像许多告别单身的船员一样,他们多少感到了婚姻的束缚,再也不会那么自由。婚姻仿佛和他的工作格格不入起来,于是他放弃了船员的工作,选择成为一位老师。

 

当被问及学校是否设置了教学员如何处理船上寂寞和思乡的情绪时,他告诉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安排。他说,每个人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孤独。

 

 

 

 

57岁的王新桥老师在课间休息时也加入了我们的讨论。他从事海员教学工作已经30余年。交谈间,他能听懂并说一些英语。他告诉我们,这些有限的英语是11年的远洋生涯中学习掌握的。

 

之后,我们又谈到了关于学校的一些情况。由于绝大多数学员文化层次并不高,这些课程也并非难以习得。 这里的老师在一周内的每一天都可能有课,但只要没有课就可以不用来。

 

 

 

 

 

北京,旧宫的房产开发

 

旧宫位于北京的西南角。近些年,这里已从农田发展成为城乡结合部。从旧宫地铁站出来,环顾四周,街道两旁几乎已被各小区的高楼填满,几处建筑工地夹在小区之间,日夜不停地继续建设更多高级住宅。我们在这附近看见了一片残存的平房,靠路边的房屋已被拆除。据说,这里的住户过去基本上全是农民。

 

 

为了新的房产开发项目,这里的房子全部会被拆除。目前,三分之二的房屋已被推平,但仍有将近40户居民不愿搬走。

 

 

 

 

我们采访了李淑兰女士。李大妈虚岁79,已经在这里居住了54年。她有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连唯一的孙女都三十岁了。如今孩子们仍和他们夫妇俩住在一起,但是开发商只分给她两套房,根本不够住的。

 

李淑兰说,这里本来该在去年六月就全部拆迁的,但是剩下的四十多户人家对拆迁款不满意,不愿意搬走,就一直耗到了现在。

 

去年六月,这里就已经断水断电,施工队把公共厕所都拆了。剩下的住户只能去对面的小区里打水,大小便就直接在野地里解决。

 

李淑兰说,她现在也想搬走了,“不搬还怎么办呢”。但是拆迁办承诺的两套住房都是南街的豆腐渣房,去年曝光之后就拆除了,她现在都不知道这里还要不要拆,自己还能去哪。

 

李淑兰原是山东人,54年前来到这里,成为南疆农场的农民。当时场里工人太多,职工宿舍解决不了大家的住宿问题,因此许多工人就在此盖起了平房。

 

现在,李淑兰和丈夫都已退休。两个人上了岁数,身体都不太好。李淑兰说,他们夫妇俩每月的养老金加起来有4000元。

 

李淑兰说,这里有许多像她一样上了岁数的住户,因为房子的问题着急上火。有些老人因此一病不起,去世了。

 

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遇到了住在周围其它地方的居民。他们说,许多上了岁数的人都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在房子上花了不少钱,也在这里住出了感情。相比之下,开发商给的拆迁款实在是太少了。

 

听说,这里还有一位老太太,每天晚上都回女儿家住,白天就回来看看。

 

在北京,许多开发商拆除了老楼和胡同,原地建起了更豪华的住宅,让有钱有势的人住进来。而那些土生土长却没钱没势的人,就只能离开充满回忆的地方,搬到郊区去。最近我们听到了很多对于这种事的抱怨,很多人都对富人和官员的优待感到忿忿不平。

 

 

 

 

 

 

The area near the new Jiugong subway station, in the southeast of Beijing, is bustling with building activity. Several new high-rise residential compounds are almost completed and elsewhere workers are preparing building grounds for more real-estate development. The area used to be a farmland and we visit the remnants of what once was a farmers’ village.

The one and two story houses of the village have to make way for another development project. Two third of the village has already been demolished, but 40 families refuse to leave.

We talk with Mrs. Li Shulan, almost 79 years old, who has lived in the village for the past 54 years. Mrs. Li is a mother of four daughters and two sons, who still live with her and her husband. The project developer, she tells, offered her family two apartments as compensation, but according to her that was definitely not enough to house her family. Apart from that, the apartments offered where of very bad quality and they were destroyed after the case was exposed in the media.

All houses in the village should have been demolished by June 2011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er’s planning. However, 40 families decided to stay because they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compensation.

Mrs. Li tells that in June last year the water and electricity has been cut off and the public toilet has been demolished. For water they now go to a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and instead of going to a toilet they use the open land around the village.

Because of the harsh conditions, Mrs. Li wants to move. “What else can I do?”, she says. How and when she can leave is not clear.

Mrs. Li was born in the Shandong province. 54 years ago she and her husband moved to Beijing to work as a farmer at the Nanjiang farm.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so many farmers that the farm could not provide enough accommodation in the dormitories. Thus, they built their own house in the field and settled down.

Now she and her husband, who stays in the house because of health problems, are retired. Together they receive a pension of 4,000 RMB per month.

Mrs. Li tells that there are many old people living in this village and a lot of them got ill due to the sanitary conditions and the worries about the future demolition of their houses. A few of them passed away in the past year.

When we leave the village we meet some people who live in the neighborhood. They explain that many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village have spent all their lives living here, they invested a lot of money in their houses and feel it is hard to leave all their memories behind. Next to that, the compensation fees are too low.

They tell about an old lady from the village. Every night so goes to her daughter’s house to sleep and early the next day she returns to her old house in the village.

We also hear a lot of muttering about the rich people who drive poor people, who lived their whole life in this place, out of the city. They display a resentment against the rich and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we have come across a lot lately.

北京,法律诉讼

 

我们从西单附近的一条小胡同穿出,看到一片正在施工的小区。听那里的居民说,这里过去都是胡同,后来胡同拆迁,原先的居民很多都搬出了五环,而新建的这个小区是给换届下来的领导住的。

 

 

黄艮华拦下我们,并询问我们是否是记者。在得知我们不是记者后,他仍然希望我们能把他的故事登在博客上。我们提醒说,这个故事可能会给他惹上麻烦,但他仍然坚持要把故事登在网上。

 

 

2005年的时候,黄艮华在河北竹露县担任工头,后来工地欠薪,他作为工头,自己把其他人的工资付了,但工地老板至今欠他5000余元。

 

 

据黄艮华表示,他先是依法将工地告上法院,但法院却下判决书再开庭。判决结果是,工地只需要付给黄艮华一千余元。这让他心里很不平衡,他坚信工地老板私下贿赂法院。于是,他又去河北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上诉结果竟是维持原判,并要求黄艮华向老板道歉。当他再想上诉的时候,法院决定终止上诉。

 

 

直到现在,黄艮华连最初判决的一千余元也没有得到。

 

 

渐渐地,黄艮华开始怀疑法院的公正性。他声称老板一定是请法院的人吃饭并且贿赂他们了。于是他又来到北京,希望起诉河北地方法院,以求公正。

 

 

采访时,黄艮华不断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并且强调自己有保留着事件相关的证据。

 

 

最后,他和其他两个朋友给我们看了身上的伤痕。黄艮华说,前几天他们还因为上诉的事情被人打了。

 

 

 

北京,清明节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在清明节扫墓的传统。我和我的助理,同她的父母一起去了北京西边的万安公墓。我的助理叫李昱,现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专业;她的爸爸李耀明是名军医,现已退休;而母亲张立平则是名编辑,五年前也退休了。

 

今天的博文由李昱执笔,安东主要负责照片和编辑。

 

 

万安公墓建于1930年,是北京最早的公墓之一,因其处于西山余脉万安山正阳,取其万佑平安之意而得此名。这里的墓地按五行分区,每区又按千字文、天干地支设组,规划完整。上右图的碑文为“万佑平安”。

 

万安公墓内葬有许多名人,例如剧作家曹禺,书画家启功等等。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也同其夫人一起长眠于此(入口处不远就是李大钊纪念馆)。

 

 

我的姥姥王辉(2007年去世,84岁),和姥爷项明(2008年去世,93岁)的墓地也在这里。除了死者的姓名外,按照中国的习俗,墓碑上一般也会刻上死者后代的名字。

 

 

万安公墓的业务形式很多,包括骨灰墙廊、墓地、骨灰堂等等。骨灰墙廊,即把骨灰坛封在骨灰墙的一个格子里,费用一般在万元以内。一定时间后,若不续交费用,工作人员便会拆除封口的墓碑,把骨灰清理掉。这回,我们就遇到了一位亲人骨灰被清理掉的年轻人,他在被清空的格子里放了一支菊花,然后默默地抽着烟,望着空格子发呆。虽然看上去有些落寞,但他至少还能瞩物思人;如果有新的骨灰被安放进这里,那么他就连望着空格子追思的机会也没有了。

 

 

普通的墓地就像我姥姥姥爷的一样,约有1-1.5平米,立有各种材质的墓碑,可以安葬四个人。一般墓碑的正面会刻有先人的名字,出生、死亡日期,以及后代的姓名。如果子女已故,则会用矩形将他/她的名字圈出(下面第六组照片左二)。介于中国人习惯将父母双方葬在一起,因此立墓碑时,通常会把二人的名字都刻上去。如果其中一方仍健在,就把健在一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刷成红色(已故一方刷成黑色,后代名字均刷黑漆,已故子女姓名用矩形圈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很多人仍是一夫多妻的,因此这里很多年代较早的墓碑上都刻有三个,甚至是多个名字。一般是丈夫的名字最大,位于正中央,妻子(正室)的名字位于左侧,字略小; 妾室名字均并列于右侧,字更小。

 

 

有的人不在墓碑背面刻任何东西,有的刻有死者简介,有的则刻上几个字,或是一首诗,以表追思。简介刻字较小,4RMB/字,诗歌对联等一般用大字,20RMB/字。我们在墓园遇到一位工人正在为墓碑刻字,他先是把雕刻内容印在石碑上,然后再依照字体形状雕刻,最后把字漆成黑色或金色(下第二组图右一、右二)。

 

 

姥姥姥爷的墓地约7万八,可以使用二十年,之后需要续交管理费,可再延期二十年。

 

 

在墓地入口处也能看到一些家族墓地。家族墓地一般像是自家菜地大小,可以立多个墓碑。这样一来,一个大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和亲人葬在一起。中国“家庭”观念自古以来都很强,人这一辈子或许漂泊四海,但入土的时候,仍希望可以“回家”,和家人葬在一起。

 

 

临走时,我们在骨灰堂外的长椅上看见几户围着骨灰盒聊天的人家——他们平时就把亲人寄放在这栋青砖二层小楼里。骨灰堂的寄存周期为三年,价格依照存放层次从90RMB-210RMB不等,一层和十层最便宜,中间最贵。据万安公墓官网显示,截至2008年3月,骨灰堂的寄存阁位已满,因此已停止了骨灰寄存业务。上图中间一幅是寄信给亡人的邮箱,上面甚至还有电子邮件地址,以供扫墓者传达思念之情。

 

万安公墓除了安葬业务外,也有平日的保洁服务,费用为3000RMB/年/平米。没有付费保洁的家庭,就需要在清明节和亲属忌日里来扫墓。我们家就是这样。

 

 

扫墓的基本流程是这样的:先在入口处的花店里挑一篮花(按大小和花的品种从二三十到一两百不等),入园后在水池边接桶水来清理墓碑(扫墓者通常会自备抹布和水瓶水桶)。清理干净后,把花篮或是其他祭品(如糕点,饮料,烟酒等等)放在墓碑前的台子上。全家对已故亲人报备近来的情况,然后三鞠躬或是双手合十祈祷。过去,许多人都会给死者烧纸钱。而现在倡导低碳扫墓,多数人只是把纸钱供在墓碑前,象征性地意思一下。不过,墓园还是在入口处安排了消防车,以防万一。

 

 

祭扫后,安东采访了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表示,清明节是除春节以外最重要的节日,也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因此,每年这个时候,客运都很繁忙。他的老家在江西于都,那里保留着最传统的祭扫习俗。通常我们都是一大家子一起来扫墓的,但是今年,住在山东的大姨准备五一来北京,因此大家决定那个时候再一起来上坟。

 

 

安东询问在祖父母去世之前他们是否也会每年扫墓。我妈妈说,由于她的祖籍也不在北京,家里的亲戚分散在上海、北京、无锡和江苏等地,家里人年纪大了,也就很少来往,因此之前都不扫墓。

 

 

据他们说,2008年国家正式把清明节定为假日,至此,越来越多的人有时间扫墓,大家也就越来越重视这项传统。

 

我的母亲表示,她死后希望可以捐献器官。政府在墓园为器官捐献者建立了特熟的墓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会选择在墓地种树,以此纪念死去的人。

 

 

万安公墓中有许多在文革中被摧毁的墓碑(文革破四旧),有些已被后人修复,有的至今没有家人修缮。

 

 

近些年,政府不断号召低碳扫墓(如呼吁不要烧纸钱),同时也推出了许多新的祭扫方式。例如在竹子或灌木的树枝上系丝带等等。

 

 

 

北京电气工程学校

 

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是所中等职业学校。我们参观了学校,观看了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办公室主任张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建议:阅读升旗仪式时请播放该音频文件

音频片段:需要 Adobe Flash Player(9 或以上版本)播放音频片段。 点击这里下载最新版本。您需要开启浏览器的 JavaScript 支持。

 

升起仪式文本:

(音频不包括学生排队时播放的运动员进行曲)

(学生陆续从教学楼出来,在操场上按班级位置站好)

 

 

(录音从这里开始)

体育老师: 那个……各班站队,呈密集队形。密集队形!

体育老师: 呈密集队形以后不要说话,把嘴闭好。

体育老师: 嘴闭上!

体育老师: 我直接点你们班了阿 (再说话的话……;值周生会扣分)

体育老师: 好,下面我们开始整队。 都有……稍息!立正!

 

 

体育老师: 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把手拿出来!手,怎么放!压在你两边的裤线上。

体育老师: 稍息!立正! 不要动。 都有……稍息!立正!

 

 

体育老师: 下面举行,升旗仪式!

体育老师: 请出旗!

 

(四个女孩拿着国旗的四个角,正步走向国旗)

(与此同时,一个学生代表在主席台上开始介绍四个升起手。升旗)

 

 

学生代表: 这周是我们高一五班值周。今天升起的有潘嘉蒙,石一晴,马阳阳,魏晶晶。潘嘉蒙是我们班的团支书,她以身作则,在班里的成绩名列前茅。在她的领导下,同学们积极配合团委工作,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马阳阳是我们班的考勤员,她认真职守,每天都认真完成考勤工作,而且在班里乐于助人,经常帮助同学。石一晴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她把每天的早读管理得井井有条,同学们每天都认真对待,让每个同学都能收获知识。魏晶晶是我们班的政治课代表,她刻苦学习,上课认真听讲,把老师分配的任务按时完成,是老师的得力助手。下面就由她们升起这鲜艳的五星红旗。

 

 

体育老师: 升国旗!奏国歌!

 

(奏国歌,四位同学开始升国旗,其他师生一起行注目礼)

 

体育老师: 礼毕。下面请值周班长在国旗下讲话。

 

 

值周班长: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弘扬北京精神,做合格北京人》。身为一名北京的职高生,了解我们生活的城市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北京精神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爱国,北京城市精神最深刻、最显著的特征。源远流长,历久弥馨。它体现了北京市民所具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讲政治,顾大局,树正气,重奉献的时代精神。展现了北京时刻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心系国家发展,勇担时代使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创新,即突破常规,推陈出新。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是城市活力之源。它体现了北京积极进取,进步追求的精神状态。近年来,北京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得到的成效,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创新精神。建设世界城市,北京仍将以创新赢得机遇和未来。

 

包容,即宽容,容纳。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壮大的漫长过程中,北京以自己宽广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吸引、融合着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古典、现代、民族、世界,五湖四海的文化在今天的北京都有其展示的舞台。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都能在北京寻找到发展的机会。

 

厚德,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五十年的建都史,不仅赋予了北京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也培育了北京市民文明有礼的优秀品质。孕育了这个城市和合育人, 容载万物的独特城市品格。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北京也必将继续弘扬传统美德,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友爱、奉献、互助的人文精神,不断张显人文广怀的内在品质。

 

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既概括了北京深刻厚重的民族情怀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又体现了其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和容载万物的人文精神。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弘扬北京精神,做一个合格的北京人。2011年12月12号。

 

 

体育老师: 升旗仪式结束。下面由德育处李主任公布一个奖项。

李主任: 好,都有,稍息。好,咱们学校,喜讯频传,在刚刚参加的全国中小学电子制作锦标赛,北京赛区的比赛中,我校的,韩鑫阳,高玮,闻同,付强,冯恩泽,赵思蒙,高昱婷,朱镕菲,林亚南,孙楠楠,刘亦南,薛冬,罗鸿志同学,荣获少年电子技师二级证书。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请荣获证书的同学迅速到领操台,由校领导为他们颁发证书!快一点儿。

 

(学生跑向领操台)

(颁奖时播放进行曲)

 

体育老师: 都有……立正!稍息!由于我们跑道上,东侧跑道南侧跑道上,还有冰。我们暂时停止跑步。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好,下面啊,我们有序地离开……

 

 

体育老师: 都有,立正!那边是一二班,这边从一七班往里带。那边是二二班。六班,谁让你们动了,不懂什么意思啊?那边跟上,十班跟上。跟紧凑……有体育课的班级可以留下。

 

(学生按顺序离开操场,回教学楼上课)

 

 

升旗仪式结束后,我们参观了校园。在蓝色入口处,几个去麦当劳买回午餐的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

 

 

采访张老师

 

 

我们在学校的会议室里采访了办公室主任张老师。

这所学校共有四个校区,我们所在的将台路校区有近一千名学生和教师100多人。其中90%以上的学生均为男生。

 

电气工程学校建于1976年,是一所工科学校。现设有经济法律事务、制冷和空调设备运用与维修、电子与信息技术、楼宇智能化技术、电气设备运行与管理、物业管理等9个专业。其中,空调设备运用与维修曾在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特色专业。

 

 

这里的学生除专业课外,还需要学习电子基础知识,参加各类考试,毕业时至少持有该专业的毕业证和电工本。学生毕业后可去首都机场、国家大剧院、外交部等单位任电工,也可选择继续深造。

 

 

诺基亚、飞利浦、西门子、联想、故宫博物院等企业单位,每年都会为该校学生安排面试。因此,学校特别开设了礼仪课程。除了负责招生工作外,张老师还是礼仪课程的任课老师。

 

在欧洲,约50%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会去职业学校,之后参加城市基础建设工作。此外,他们还为有网瘾、自闭,或是暴力倾向等问题的孩子设立了很多特殊学校。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北京,将近70%的学生毕业后会上大专或大学,只有30%的学生选择职业学校,并且比例越来越小(北京的基础建设工作大多由外来务工人员完成)。而中国尽管也设有几所特殊学校,大部分学生都选择继续在普通学校就读,学校方面也更倾向于内部解决问题。

 

通常,职业学校的学生都较难管理,特别是这种男生较多的工科学校。不过,张老师告诉我们,电气工程学校的学生都很听话,少有打架现象。学校方面一直比较注重德育,同时也想办法多安排些活动供学生参加,让他们在活动中实现自我,而非采取极端的行为来发泄情绪。

 

 

张老师带我们参观了空调专业的实践教室。这里的器械都是老师们依据学生的需求而组装的。由于这所学校的空调专业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专业,国家为此投资了近两千万人民币。

 

 

这所学校面对全国招生,与浙江等地的职业学校联合办校。学生在对方学校上一年学,之后在北京学两年。学生学费是2200元/年,学得好的学生每学年可获得4000块奖学金。对于一些需要申请低保的家庭,学校每年还有500-800块的助学金。学生可以选择是否住宿。

 

刚毕业的学生每月工资在1500元左右,转为正式工之后每月两千起薪。随着个人技术能力的逐渐娴熟,工资也会越来越高。张老师告诉我们,这些学生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待遇都很好。例如,在京西宾馆的学生有机会分到房子。

 

张老师说,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五年,每月固定工资为4千元。这所学校即将被评为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届时,老师的固定工资可涨到每人每月6000元。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分房的待遇。

 

 

这里的学生基本都是16-18岁的孩子。我们参观了二年级一个班的实际操作课堂。学生的学习对象都是一些复杂的电路和器械。张老师告诉我们,这些学生并没有学习障碍,只是对应试教育实在不感兴趣,加之本身动手能力很强,所以选择来职业学校学习实际操作技能。

 

在过去,很多家长并不想让孩子来职业学校学习。经过近些年国家对教育的改革,人们的观念产生很大改变。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同时,职业学校学生的就业情况也越来越好。张老师说,职业学校的学生比大学生好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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